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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了解西夏国是怎么建立的，西夏也是西北最强大的割据政权
一起了解西夏国是怎么建立的
西夏王陵在考古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碑残块，这些西夏文碑是研究西夏王陵及西夏历史的重要资料，但是西夏文字因为笔画繁杂，历史久远，已经变得鲜有人识了。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称帝时，决意和辽、宋平起平坐，三分天下，如果没有自己独有的文字，仍旧使用汉文或契丹文，难免会被文化程度比自己发达的多的辽、北宋所瞧不起。因此，天昊建国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文化上的创新，创建出一种能和汉文、契丹文平分秋色的优秀文字来。因此，创制一种代表党项民族文化的文字势在必行。为了创制出党项族独有的文字，和中原文化相抗衡，便命令西夏著名的学者野利仁荣创制出一种专门用来记录党项民族语言的独特文字。创制文字是文化盛事，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
西夏文字在当时被称为“蕃书”或“国字”，是西夏国内的官方文字和语言，现在的中国学术界称其为“西夏文”，而国外一些研究西夏文字的学者则称它为“唐古特文”。西夏政权被蒙古灭亡后，西夏民族四分五裂，国灭民散，天各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渗透，语言的交流，党项民族被汉、回、藏、蒙等民族渐渐同化，成为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古老民族。虽然作为一个民族，党项族不复存在，但其创制的西夏文字，则随着碑刻、文物流传下来，虽然西夏文字早已无人能识，成为有着“天书”之称的“死文字”，但这凝聚着党项民族智慧的古老文字，却成为解读西夏历史的重要工具。
《隋书·党项传》言，党项原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处于非常原始的文化萌芽阶段。历经唐、五代以至宋初的漫长岁月，党项开始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从依水草而居到有了相对稳定的居住地。生产水平虽然不能和中原地区相比，但比起本民族原有的落后的原始部落状态，显然是有了飞跃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西夏文的创制，便是文化事业繁荣的具体体现。党项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在古代社会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长期以来过着“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文化发展程度低，没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唐朝及五代时期，党项族大量东迁，和汉族频繁交往，汉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使党项族迅速进入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党项人已经开始熟练地掌握和使用汉文字。李元昊建立西夏王国后，其疆域已经“北连大漠，南至萧关，东尽黄河，西界玉门”，成为西北最强大的割据政权了。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多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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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灭六国结束了分裂割据局面，统一了这些国家
秦王嬴政将荆轲杀死之后，十分恼怒，便命令大将军王翦抓紧攻打燕国。燕国太子丹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开始抵抗。可是燕国的军队怎么可能是秦军的对手，于是被秦国军队打得是落荒而逃，溃不成军。燕王和太子丹逃到了辽宁，秦王嬴政立即派兵将他俩抓回。这时燕王被秦王逼的没办法，只得杀死了太子丹向秦国求和。
而这时，秦王嬴政又想到韩国已经被灭了，这是赵国只剩下一个县城，如果燕王逃到了那里，自己很难攻打下来。现在天气逐渐变冷，倒不如先去攻打南方的地方，把魏国和楚国打下来，是当今最好的决定。
于是秦始皇立刻派王翦和他的儿子带领10万军队前去攻打魏国，这时魏王听到消息之后十分震惊，于是马上派人向齐国求救，但是由于当时齐国跟秦国提前签订了一些条约，所以齐国只得坐视不管。
公元前25年，王翦带领着秦国军队去攻打魏国，引得河流将魏国全部冲毁。这时魏王为了黎民百姓只得投降，秦国占领魏国之后，不仅得到了魏国全部的土地，而且还将魏国的大臣和魏王全部押解回咸阳。
接下来秦王嬴政就要准备去攻打楚国了，在当时楚国是比较强大的，楚国在当时和齐国是号称中原两大超级大国，可是由于楚怀王在位之时楚国开始没落，现在的楚国在秦国面前可以说是非常弱小了，于是秦始皇便下令攻打楚国。
这是秦始皇问王翦：用多少人马才能攻下楚国?这时王翦说最起码需要60万。而秦始皇问李信需要多少人马，李信却拍着胸脯说20万足矣。于是秦始皇感到王翦已经老了，于是给了李信20万人马，让他去攻打楚国。果然不出王翦所料，李信打了七次败仗之后全军覆没。秦王嬴政大怒，于是将李信的官职撤掉后亲自跑到王翦的故乡，将王翦请出山来，并诚恳的向他道歉。这时王翦对秦始皇说：楚国军队有100万，如果我们我们五六十万，我可以打下楚国，如果大王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就不要任命我去了。于是秦始皇连忙承认错误，然后直接给王翦60万人马。
王翦到了前方之后，下令士兵修筑壁垒，并且不让士兵出战，任凭楚国再怎么辱骂，也是躲在战壕里不肯出来。
于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楚国军队便放松了警惕，认为秦军到这里不过是来驻扎的。于是便放松了警惕，而这恰恰中了王翦的计谋。王翦在楚军没有防备之时，下令60万军队全部进攻，于是轻轻松松将楚国攻了下来，并且得到了楚国很多城池，并且生擒楚王。
于是王翦和他儿子一鼓作气，将燕国灭掉，随后又占领了赵国的都城。这时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都被秦国所灭，六国中仅仅剩下一个齐国了。齐国一开始虽然很强大，但是很多大臣都被秦国花重金收买了，于是齐王身边已经没有能用的大臣了。又加之齐王见到五个国家都被秦国所灭，于是自己也心慌了。这才齐王才如梦初醒，着急起来。他急忙派兵去守自己国家边界，可是这时却已经太晚了。
秦兵像泰山压顶一般，直接进攻齐国都城临淄，这时齐王感到自己势单力薄，而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帮助自己了，于是便仰天长叹只得坐以待毙了。于是没有几天，秦军攻破齐国都城，齐王只得向秦军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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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外强中干，割据北方四州居然纯靠运气？
在汉末群雄混战初期，出身“四世三公”的袁绍曾经显赫一时，甚至一度被各路英雄公推为讨伐董卓的盟主。但官渡之战中，他率领10万精锐，竟然被曹操万余大军一战而灭，彻底暴露出外强中干的“草包”本质。那么，如此一个“绣花枕头”，为何能够在黄河以北连续打败各路对手，拿下青幽并冀四州呢?
天下纷乱初起之时，黄河以北除了袁绍集团外，还有另外3支拥有强大武装的割据势力：
其一是冀州牧韩馥，“颍川人，为御史中丞，董卓举为冀州牧。”他是当时的杰出之士，也是天下闻名的所谓“豪杰”。不过他是“袁氏故吏”，曾经常年在袁绍的叔叔袁隗身边做官，与“汝南袁氏”这个显赫世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感念袁氏旧恩”，竟然不听部下劝阻，将兵精粮足的冀州之地拱手送给了袁绍。
其二是幽州牧刘虞，系东汉王朝宗室出身，其祖父刘嘉曾担任过之一的光禄勋。除了显赫的出身外，其本人“初举孝廉，稍迁幽州刺史”，后来还曾被任命为太傅，是当时世族中的著名人物。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十八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期间，袁绍等人甚至打算推举他登基称帝，以代替董卓所立的小皇帝(即汉献帝)。
其三是幽州右北平太守公孙瓒。他虽然是县吏出身，但从担任涿县令开始，就统率3千名幽州突骑出征，后来又以骑都尉身份率军反击乌桓贵族对幽、冀等州的掠夺;以降虏都尉身份统率步骑万人屯驻右北平郡(治所在现在辽宁凌源西南)，后来又以中郎将，兼领辽东属国长史，封都亭侯;最后则是任奋武将军、前将军，封蓟侯和易侯，掌握着幽州最强的一股军事力量。
刘虞系被公孙瓒击败俘虏
刘虞和公孙瓒同在幽州，一山不容二虎。虽然刘虞官居州牧，又德高望重，但在频频遭遇乌桓、鲜卑等游牧部族南下侵扰的幽州，还是要依靠公孙瓒这样的军事将领，导致公孙瓒统帅的军队愈来愈多，陆续控制了右北平、辽西等多个郡县。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感受到威胁的刘虞集合10万人进攻公孙瓒，但他一方面要求部队“不要多伤人”，又下令爱惜百姓的房屋，下令不许破坏焚烧城池，结果部下束手束脚，在蓟县城下久攻不克，士气低落，而公孙瓒趁机防火突袭，大获全胜。刘虞向北逃至居庸县，最后被破城俘虏。
公孙瓒又遭到刘虞旧部集体反对
因此，北方四强中的两强——韩馥和刘虞实际上并未与袁绍交手。韩馥属于主动缴械投降，刘虞则是被公孙瓒击败的。其后，公孙瓒虽然基本控制了幽州，但力量并未因此壮大，反而被进一步削弱，因为刘虞虽然如宋襄公一般迂腐，毕竟是世家大族的代表。公孙瓒将其俘杀后，渔阳等郡的大姓豪族纷纷起兵反抗，鲜于辅、齐周、鲜于银等刘虞旧部推举阎柔为乌桓司马，与公孙瓒部将邹丹战于潞河之北，斩杀邹丹等4千余人。后来，一向与刘虞亲善的乌桓人也加入战团，配合袁绍大军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破公孙瓒于鲍丘，杀2万余人。
由此可见，袁绍能够最先一统黄河以北，并不是其才能卓著，完全是因为“四世三公”的声望和对手太愚蠢所致。等官渡之战是对阵曹操这样的高手，一败涂地也就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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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的背景是什么？这对唐朝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藩镇割据通常指的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外地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一直持续百多年直至唐朝灭亡。
其发生是由于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添了许多节度使，而节度使管辖的地区称为“藩镇”，唐朝中央政府本以为，可以通过藩镇来平定一些叛乱，不料藩镇就是导致唐朝混乱乃至灭亡的总根源。而藩镇割据基本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唐亡以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是藩镇割据的延续。藩镇割据的问题对唐代、五代乃至北宋都产生重大影响。
藩镇割据总是不自觉地把藩镇与割据联系在一起，似乎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已经是四分五裂，气息奄奄，而且也模糊对唐朝中后期一百五十多年的政治风潮、经济变革、制度更替以致文学艺术现象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复杂历史笼统地称作藩镇割据。唐代藩镇割据与动乱的历史，是从安史之乱以后开始，所谓“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黄巢起义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接于五代十国，陷于军阀混战的另一番境地。
实际上，从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到唐懿宗在位期间黄巢起义爆发的乾符年间，大约110多年时间里，藩镇的形势是比较稳定的，藩镇数目最多也大体固定在46个左右。
背景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公元712年～公元756年)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见天宝十节度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着，经常以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各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扩充到全国。
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在今陕西省﹑四川省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区则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公元712年～公元756年)时期﹐由于均田制瓦解，建立于其基础上的府兵制亦随之瓦解，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恶性发展形成了藩镇割据。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见天宝十节度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着﹐经常以一个兼任两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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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历史上藩镇割据的形成真正原因
“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盛极而衰的最重要最关键的转折点，自此之后便进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并一直持续到王朝的终结。可惜的是，藩镇割据的局面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唐代宗为了尽可能快的终结叛乱，做出了不应该，或者说过分的妥协与让步，从而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
762年11月，朝廷任命仆固怀恩为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统兵进军洛阳，洛阳的叛军在史朝义的指挥下精锐尽出，在城外与唐军展开战略决战，结果以唐军大获全胜，叛军惨败告终，史朝义仅仅率领数百骑兵向河北老巢逃窜。
彼时彼刻，叛军虽然在河北老巢还有十余万精兵，表面上尚可一战，但实际上自从史思明死后便已经将帅离心，军心不稳，完全没有了获胜的信心与能力，假如大唐与回纥联军乘胜追击，将其彻底摧毁和收服，基本上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然而，史朝义的部将在其自杀之后，唐军的前锋尚未到达之际，便争先恐后归顺朝廷，代宗皇帝不但欣然接受、将叛乱的罪责全部赦免，而且直接让这些叛军将领担任原来的职位：任命降臣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
这种妥协换来的迅速胜利，代价极其昂贵：首先，整个河北地区仍然游离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外，既不能提供物资钱粮，也不能提供必要的兵力来支持朝廷;其次，叛乱将领在自己控制地区内的基础没有动摇，军心反倒重新稳定下来，换句话说，叛乱的隐患依然存在;最后，对于那些积极响应朝廷勤王号召的地方官员和百姓来说，自然对朝廷的举措极度失望，从而失去了信心。
或许，代宗是想以史为鉴，学习当初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用来解决国内的其他叛乱势力的手法，先一一安抚，待得天下大定之后，再用高官厚禄将叛乱首领们笼络的朝廷当中，然后将王朝的统治顺理成章的延伸下去。
可惜的是，此一时彼一时，高祖时代，手中有能征惯战且足够数量的唐军，在单独面对任何一股潜在势力之时，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代宗时代用来平定叛乱的主力军队几乎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隋末的叛乱首领深知顺从高祖是其荣华富贵的保障，而安史之乱后的叛将们则明白，自身的地位是靠军队和地盘换取的。
代宗皇帝在用妥协手段结束叛乱，送走代价高昂的回纥骑兵之后，很快便陷入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税收减少等等一系列严重且迫切的经济问题，根本无暇顾及处理归顺的叛将。朝廷实力的虚弱与意志的软弱自然被居心叵测的人看在眼中，于是乎，其他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的安全，自然是有样学样，想方设法扩充实力和地盘，至此，藩镇割据的局面便定型了。
由此可见，对历史事件生搬硬套，有时候会很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