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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另一种魏晋风度读后感(分享九篇)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现在你是否对读后感一筹莫展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世说新语》读后感，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今天我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以后，很有感受。我在读之前心里非常好奇：古人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那时候，他们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他们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中华上下五千年》里讲了许多关于古人们战争时期的故事传说，也有许多故事传说中有深刻的道理，比如：姜太公钓鱼重信誉退避三舍楚庄王一鸣惊人勾践卧薪尝胆将相和纸上谈兵终失败毛遂自荐……
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里面的故事传说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像那些古人们学习他们的那种勤动脑能随机应变的好习惯。
比如：《纸上谈兵终失败》这个故事传说就给我们了一个教训。赵括虽然懂的兵法多，但他不懂得随机应变，结果吃了败仗，丢了性命。
本想以一句“无甚意思，不读也罢”作为对这部书的评价，但细想之既然费了些气力去读，不妨多花点笔墨来谈一谈这部名气不小的《世说新语》到底讲了什么。
《世说新语》为南朝人刘义庆编撰的一部志人小说，按内容分类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等三十六篇，共一千一百三十则小故事，主要记述了东汉末年至南朝宋时二百多年间士族阶层的言谈风尚和琐闻轶事，内容涵盖政治、思想、道德、文学、哲学、美学等诸多方面，简言之，这是一部记录魏晋清流名士的小小说，其中很多故事我们要么在中小学学过，如“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要么早有耳闻，如“阿堵物”等。
那么，读此书的意义何在？私以为更倾向于研究魏晋历史文化的学术资料，或作为了解该时期文人精神的佐据，而名士思想非我等后人学习的榜样，至少大部分不是。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动荡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名士的很多思想和行为为避世之举，如过度饮酒、纵欲享乐、清谈、服药、隐逸等，看起来接近于道家的出世精神，其实与道家之内核远矣。名之为名士风度，实则是消极人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相悖。又其中人物太过繁琐，关系复杂，很多篇让人摸不到头脑，不知所云。
以下择些篇目列之并简论之：
德行第一、规箴第十、贤媛第十九：可读，包含慈、俭、谦、孝、义、礼，直接读译文即可。
雅量第六、识鉴第七：可读译文概览。
言语第二、品藻第九、捷悟第十一：除却抖机灵之语，便是拍马屁之言，巧言令色，鲜矣仁，鲜矣仁，诸君岂不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乎？此中名士修为已差矣，草览即可。
政事第三、赏誉第八：机巧偏多，实义偏少，况且过时，实无趣味，不读也罢。
文学第四、方正第五、夙惠第十二：无甚意思，不读也罢。
钱穆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这样评价魏晋名士：“他们的人生陷入虚幻玄想，最多是一种“艺术人生”，没有“道德人生”积极向前奋斗努力的一种坚强精神”，余深以为然。
《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时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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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魏晋时期出名的军事家，立下不少奇功，他在世时做了哪些让人惊奇的事情呢？
羊祜，字叔子，祖籍泰山南城(今属山东新泰)，魏晋时期著名军事家、文学家。
生于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出身官宦世家，祖父羊续曾任东汉南阳太守，父亲羊衜[dào]曾任曹魏上党太守，生母蔡氏是名儒蔡邕之女，姨母为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
羊祜十二岁时，父亲病逝，“孝行哀思超过常礼”，事奉叔父羊耽极为恭谨。
有一次，羊祜在汶水岸边玩耍，偶遇一老人，老人看过他的相貌说：“这孩子不到六十岁的时候，就能建立不世之功!”
羊祜少年时期博学多识，为人正直，生得须眉秀美，身高七尺三寸，气度不凡，成年后迎娶夏侯霸的女儿为妻。
曹魏末年，权臣曹爽和司马懿争夺军政大权，羊祜头脑清醒，意识到曹爽集团必败，于是远离这两大派系的明争暗斗，保持中立。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曹爽及其党羽。
羊祜的岳父夏侯霸也是曹爽党羽，为逃避迫害，投降了蜀汉，很多亲戚怕受牵连，纷纷避而远之，表示与夏侯霸家属脱离关系。
羊祜却主动安慰、照顾岳父一家人，甚至超过了以往，赢得了朝野官民的称赞。
羊祜曾多次拒绝权臣司马昭的征召，后朝廷以公车征拜为官员，与荀勖共同掌控朝廷机要文件。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后，打算吞并吴国，派羊祜镇守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
十余年间，羊祜在任内屯田兴学，广储军粮，采取怀柔政策，赢得了当地军民的拥戴。
和东吴守将陆抗对峙时期，讲信修德，感化东吴军民，曾归还捕获的越境猎物给吴国人，陆抗生病，羊祜还派人送药探视。
羊祜晚年病重期间，向朝廷推荐杜预取代自己的官职，杜预果然不负众望，建造楼船，做足了伐吴的军事准备，参与灭掉了吴国。
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于洛阳，享年五十八岁，晋武帝亲自素服悼念，眼泪流在胡须上，竟结成了冰坨。
百姓“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
连吴国的戍边将士都为之垂泪，人们在羊祜生前经常登临的岗山建庙竖碑，望碑者无不落泪，故将此碑称为“堕泪碑”，又称“羊碑”。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晋武帝司马炎采取羊祜生前制定的计划，派琅邪王司马伷、安东将军王浑、平南将军胡奋、镇南大将军杜预、龙骧将军王浚等率二十万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一举灭掉孙吴，统一了天下。
晋灭吴而一统天下，羊祜功不可没，被称为“奇功”。
晋武帝召集文武百官庆贺的时候，举起酒杯，泪流满面地说：“此羊太傅之功也!”
羊祜不仅立下奇功，还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奇人。
《晋书》记载：羊祜五岁的时候，一日，忽然让乳母给他拿金环玩耍。乳母觉得很奇怪，对他说：“汝先无此物。”你啥时候有金环玩具啊?
羊祜随后跑到邻居家宅院东面矮墙附近的桑树下，找到了一枚金环。
邻居李老汉吃惊地说：“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这是我死去多年的儿子丢失的东西，你为何拿走了?
乳母如实相告，李老汉不胜“悲惋”，此事传开，人们非常惊讶，认为李家的儿子就是羊祜的前身。
有个善于看阴宅的相墓者，曾给羊祜的祖坟看风水，他认为羊家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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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真的存在分餐制吗？具体是什么样的？
听一个医生朋友说，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能够流行全球，有三个原因：第一，它传染力很强;第二，很多国家最初没有意识到它有多厉害，防控不足;第三，无论欧洲人还是亚洲人，无论美洲人还是澳洲人，目前都还没有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例如不喜欢戴口罩，做不到勤洗手，人越多的地方，越想去凑热闹，吃饭喝酒尤其如此，不能保持距离，还经常共用酒具和餐具。
这位医生还告诉我，早在秦汉魏晋和隋唐时期，中国是分餐的，那时候比现在还卫生，现代国民应该恢复传统，重新推行分餐的习俗。
跟这位医生朋友一样，我也赞成分餐制，但我并不认为古代中国曾经普及分餐制。我的意思是说，古代分餐制确实存在，但仅仅存在于上层社会，穷苦百姓连餐具都未必齐备，就算想各吃各的，家里也没有那么多杯盘碗碟。另外，仅就上层社会而言，也不可能做到严格的分餐，例如在敬酒的时候，从秦汉魏晋到宋元明清，古人一直都习惯共用同一套酒杯，这套酒杯叫做“劝杯”。
《晋书》有记载，晋朝王爷司马亮请百官吃饭，用一只玻璃劝杯给众人敬酒，这只劝杯端到谁跟前，谁就得一饮而尽。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成熟的玻璃制造工艺，玻璃杯非常名贵，但不管多名贵，共杯喝酒终归不卫生。
《晋书》还有记载，名士阮咸与宗亲聚饮，用一个大盆盛酒，盆里放着一只勺子，众人“围坐相向，大勺更饮”。“更饮”就是轮流喝的意思。阮咸连酒杯都不要，舀一勺酒，咕嘟嘟喝完，再把勺子递给旁边的叔伯兄弟，大伙轮着喝，所有人共用一把大勺。
共用一只杯子或勺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洗，你用过了交给我，我用过了交给他，肯定会将自己的口水传给别人。如果有人身患传染性的疾病，病原体就可能像击鼓传花一般让很多人中招。
下面再讲一个发生在宋朝的故事。
说的是西元1182年，冬天的某个晚上，宋孝宗请七八个臣子去内廷赴宴，其中包括左丞相王淮，还有一位是皇太后吴氏的侄子吴琚。
宋孝宗高高在上，面南背北，一人独享一桌酒菜。王淮等臣子坐在丹墀下面，共用同一张餐桌。宋孝宗让一名太监走下丹墀，给王淮等人敬酒。
太监拿起酒壶，将劝杯斟满，放在托盘上，先敬王淮。王淮年迈苍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颤颤巍巍地捧起劝杯，颤颤巍巍地喝下去，然后又颤颤巍巍地把劝杯放回到托盘里。
王淮捧起劝杯的时候，酒是满的，再放回去，酒空了，但那劝杯里却多了一点点别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他老人家的鼻涕。原来王淮年纪高大，抵抗力差，早起上朝，又冻又累，他感冒了。这一感冒，鼻涕就忍不住地往下流，不知不觉流进了劝杯里。
敬酒的太监没注意，其他官员也没注意，宋孝宗高高坐在丹墀上，当然更加注意不到。只有一个人瞧见了，他就是吴琚。吴琚瞅着太监继续敬酒，瞅着其他官员轮流喝完，瞅着王淮王老丞相的鼻涕一点点地在酒里稀释，他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因为很快就轮到他来喝劝杯里的酒了。
吴琚官职最小，太监最后一个敬他，他端起劝杯，脸憋得通红，犹豫了一阵子，最终没敢喝。宋孝宗远远瞧见他憋红的脸，关切地问道：“小吴，今天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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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开山大师王弼是如何震惊学界的？
作为魏晋玄学开山大师，与何晏并驾齐驱的王弼，以其少年英才的卓越成就饮誉今古。但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位英年早逝的学术天才灿烂的光环背后，还有因其性格和命运促成的仕途不幸。如果说何晏的玄学开山大师角色与其人格污点构成巨大反差的话，那么王弼人生巨大光环也与其官场碰壁导致英年早逝的不幸命运形成巨大反差。
先来看一条王弼受到长辈何晏膜拜的故事：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世说新语•文学》)
何晏生于公元190年，王弼生于公元226年，两人相差36岁。从生理年龄上来说，两人至少是父辈与子辈的差距(旧时36岁当爷爷者也并非罕见)。从学业上来说，两人又至少是师生的辈分。王弼初出茅庐的时候，何晏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贵族和学术泰斗。从身份上看，何晏的母亲嫁给了曹操，而且还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也就是说，曹操既是何晏的继父，也是他的岳父，而且何晏从小就受到曹操的喜爱，可见其已经极尽人间富贵。从学术上看，何晏已经是当时社会学术潮流的领军人物。如此至高社会和学术地位，而且几乎是爷爷辈分的何晏，竟然对初出茅庐的王弼如此尊敬。这里首先让我们受到震撼感到惊讶的是在礼教盛行，社会等级制度观念深厚的时代，竟然有如此热爱和尊重知识、尊重真理的社会风气特异行为。继而让读者高山仰止的就是那个“可与论天人之际”的内涵。这是一个纯净的精神和灵魂对话的天堂，没有任何铜臭气和污浊气。能够进入这样的境界，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因为出于对王弼能力的了解，何晏便主动把王弼推向学界，让王弼在学界诸位大咖面前尽展才华，一举震惊学界：
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座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
文中所述是一个“正始之音”玄学清谈场面。此时的清谈大致与今天的大学生辩论赛相似，先立一个题目，然后分正反两方进行辩论。“难”就是批驳对方观点，“屈”就是理屈词穷认输。何晏把之前众人已经辩论过的胜方观点让王弼驳斥，不想王弼不但驳倒了该胜方观点，而且又连续把自己已经取胜的观点数次驳倒——“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座所不及”。这个精彩场面在学养、机敏和表达能力上已经完全把包括何晏在内的学界远远抛在后面，让所有学界大咖对这位青年才俊俯首称臣。
那何晏是不是因为个人兴趣喜好原因才对王弼另眼相看呢?不妨再看一个例子。曹魏时河东望族裴氏家族有位裴徽，官至冀州刺史。当裴徽担任吏部郎(相当于组织部部长)时，尚未弱冠(不到20岁)的王弼前去拜访裴徽。裴徽见到极有灵性的王弼，想测试一下，就问了王弼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无’这个概念的确是世间万物所依赖的，但是为什么从来也没听作为圣人的孔老夫子说过’无’这个概念，可老子却成天把’无’挂在嘴上说个没完呢?”王弼立刻回答：“圣人是体认’无’的，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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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美男子化妆、敷粉、穿女装，活得比女人活得还精致
说到“时代之花”，往往指一个朝代的女性，比如唐代的杨贵妃，汉代的赵飞燕。
唯有魏晋时期，颜值担当，全是男性!
“没搞错吧?”
“没错!”
这是一个男人比女人更讲究颜面的时代!
“魏晋美男”的形成原因。
“魏晋美男”，能数得上名号的相当多，比如潘安、卫玠、嵇康、何晏、韩子高、高长恭(兰陵王)、独孤信等等。
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形成了自己具有强烈辨识度的风格。
他们好清谈、尚玄学、擅化妆，常常带着一种“病弱美”而出现。
敷粉、擦腮红、熏香、剃须、穿女装，他们做起这些事来心安理得，且做的比女性更得心应手!
如今看来，这种“阴柔美”是不符合主流审美的。
“怪怪的”魏晋美男们不追求功名，反而将大把的时间花在“打扮”和“娱乐”上，这又是为何?
(1)社会动荡。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在分裂战争中艰难前行的人们，找不到希望……
《全宋文》：
“又五胡乱华以来，生民涂炭，冤横死亡者，不可胜数……”
《全宋文》中记载了“五胡乱华”事件，该事件致使生民涂炭，民不聊生。而在此之前，他们还刚刚经历了“八王之乱”。除此之外，尚有“淝水之战”、“六镇之乱”、“侯景之乱”等着他们……
在这社会急剧动荡的混乱局面下，人们觉得朝不保夕。
外加小人当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文人对仕途业已绝望。
那要怎么办?
“及时行乐。”
《晋书》中记载了一句当时的流行语，对时下人们的心态做了很好的总结，我们来看：
《晋书》：
“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 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
“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生活中找不到希望，但精神仍旧需要寄托。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想要寻找一种解脱途径。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于是，弹琴、喝酒、长啸、裸形、翻白眼，是他们最喜欢的休闲活动。
于是，敷粉、擦腮红、熏香、剃须、穿女装，是他们的日常追求。
去你的战争!去你的分裂!去你的条条框框!对快意人生的追求，才是魏晋美男们的人生追求!
(2)服用“五石散”：
俗话说“一白遮三丑”，魏晋美男们对于“白”有着极致追求，著名美男何晏就是一位“面至白”的美男子。
《世说新语》：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何晏很白，魏明帝曹叡就怀疑他涂了粉，于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将他叫进宫，赏赐了一碗热汤，看着他喝下，出了一脸的汗，用红色的袖子一擦，竟然仍旧是“面至白”，这下只能服气了，人家是真的白。
其实魏晋美男的偏好“面白”，除了因为当时的士族阶层喜欢傅粉，还因为他们喜欢服食“五石散”来装扮神仙……
这“五石散”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让人变的面无血色(面至白)，看起来更显仙风道骨(柔弱)。
(3)多民族融合混血：
魏晋时期，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汉人与胡人通婚现象很普遍。这就导致了“混血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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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开了魏晋的人才闸门，功不可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寻根索源起来，关键人物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千秋万世骂名不绝于耳的魏武帝曹操。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思想纷呈、人才辈出的时代。儒释道三家各有时代的代表人物，互相辩论而不失其雅量。政治派分、权力攘夺固然使“名士少有全者”，但那个时代有残酷、有杀戮，也有热情、有声音。嵇康临刑，还抚奏了一曲《广陵散》。
那个时代礼赞人才，尊重对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声音也能表达。于是范缜出现了，并写下了驳斥佛教的《神灭论》。毕生向往佛门、多次舍身出家的梁武帝带头和范缜辩论，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双方都是有模有样不失风度地据理力辩。
范缜以一己之身与当时的皇帝口舌相争，不可谓不勇敢。而之所以这样，也和梁武帝能够守持思想辩论的规则，不以政治权力剿灭异端有关。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范缜的勇敢是倚仗于梁武帝的大度，这二者都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知，在当时能形成我国历史上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观，不是偶然所至，而是自有渊源。
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寻根索源起来，关键人物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千秋万世骂名不绝于耳的魏武帝曹操。
曹操其人，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是一个活脱脱的奸雄形象，被涂上的白脸，层层复复厚几许，要想剥掉难上难。但后世的文史研究者，欲还曹操历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数。郭沫若1959年写过《替曹操翻案》;早在他之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著名文章里，就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大史学家陈寅恪。他把曹操比作“旷世枭雄”，并说读史的人总是批评曹操使诈使贪的道德过失，却不知此人“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
这个“转移数百年世局”的历史作用，得从曹操的“求才三令”说起。所谓“求才三令”，指的是曹操在建安年间接连颁布的3道诏令。第一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表示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第二令是补充第一令所不够具体者，特别说明，不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甚至不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此令词赫然写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并非不可以起用。这未免太过于出人意外了。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人物，河满江泻矣。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操之所以颁此三令，目的是破除汉以来既有的吏治结构，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号相昭示，其打破陈规的作用自必可观。虽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在所难免，但最终毕竟酿成汉魏六朝人才鼎盛之局。陈寅恪先生所谓曹操不无“转移数百年世局”之功用，其历史深涵，就是在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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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名士，他们的归处又有何不同呢？
中国历史上“名士”这一个词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内涵，尤其是在魏晋时期，“名士”显得尤为不同。
这就给人一种观感，似乎魏晋时期的民间有很多的“名士”，而唐宋之后的“名士”多有官职。
那么，这其中有什么区别呢?
魏晋“名士”：世族与寒族中的真假“名士”
汉末三国时期，“士族”开始逐渐掌握整个社会的话语权。这一群体在社会变革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可以决定社会走向的程度。
无论是魏国、蜀国、还是吴国，权力的中心都是士族在把持，他们的意志可以决定国家的发展策略。
而之后的“晋朝”更是直接有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阶层建立的朝代，可以说这一集体在两晋达到了最为辉煌的地位。
而“士”阶层的成分非常复杂，有寒士，也有贵族，甚至还有曾经的其他团体加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持自己的主张。
无论是隐遁还是入世，都有一些人去选择。
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里，人心是比较散乱的，诸如“王谢”等强大家族随时都会生出“不臣之心”，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王敦的叛乱。
人心不能归一，社会比较动荡，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人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了厌恶心理，他们或想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社会，要么想要远离这个混乱的社会。
于是，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去追求心灵上的满足，耕耘精神园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有很多真名士，比如嵇康、阮籍，还有后来的陶渊明等等，这些都是在野的，而在朝的也有，比如谢灵运、王羲之等等，他们都不想被世俗所束缚，总感觉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礼法、规矩等等条条框框那是为普通人所设立，对于这些名士来说，这些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所以这些人往往活得很潇洒，精神上也比较开放，这是后世文人之所以艳羡他们的根本原因，但这些行为在后世看来是不能复制的。
这一时期的名士社会声望非常高，无论是出身贵族还是平民都会得到尊敬，这也就导致了很多人为了博取时名而故作风流。
比如说，吴国灭亡之后，陆机、陆云二兄弟从南方来到北方，他们是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可谓名士，是陆逊的孙子，陆抗的儿子。
有一个叫卢志的人，这是一个假名士，想要通过羞辱这些真名士的手段来达到平等对话的目的，以彰显自己“傲慢”的名士风格。
于是，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询问二陆：“陆逊、陆抗是你们什么人?”
陆机直接回怼：“就像你和卢毓、卢珽的关系。”
陆逊、陆抗在当时名满天下，二陆又是文名远播，卢志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一情况呢?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
这样的人在当时非常多，最大的表现就是“谈玄”，几人见面，不管是真懂还是假懂，反正得大说特说老庄思想，谁能把别人唬住，自己说的内容别人听不太懂，这才能够出名。
这就是魏晋时期很多假名士之间的“空谈”。
与贵族名士不同的是，寒族的“名士”虽然受到尊敬，但很难入仕途，因为当时选官用官的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是曹丕所创，权力被氏族门阀所掌控。
这一些人如左思、鲍照等等往往就表现出一种怀才不遇的愤懑，行事也往往放浪不羁，这些也被看做是“名士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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