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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元朝对汉人疯狂压迫，朱元璋推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结束暴行
蒙古贵族凭着强大的兵力，无限制地压迫被征服的民族，汉族所受的压迫特别厉害，不管从精神上还是生活中，人民生活都非常痛苦。
元朝在政治上只许蒙古人和色目人(指葱岭以西各族的人)做各级长官，汉人和南人(汉人指黄河流域的汉族和西北等族，南人指长江以南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只能得到次要的职位。
考试时候也是不平等的，汉人和南人除了一般科目外，还要加考蒙文和回文。
他们恐怕汉族反抗，不准民间藏有兵器。并且把每十户编为一甲，蒙古人当甲长，监视人民的行动;甲长的衣食，还得由人民供给。蒙古贵族的统治者就是这样故意地制造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
蒙古贵族在征服中国过程中，把好多肥沃土地赏给皇族功臣做了牧场，民众的马匹也被抢夺了好多。元朝商业发达，大商人的资本非常雄厚。他们收买大批土地，承包国家的税收，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汉族的地主也是照样广占田地，剥削农民。元朝政府修道路、开运河、建造宫殿，花费了很多的金钱，于是大量发行纸币，人民因此吃了很大的苦头。
汉族尊师重儒，蒙古贵族却侮辱儒士，认为他们连工匠和娼妓都不如，仅仅比讨饭的乞丐好一些，因此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传说。由此也可想到元朝对汉族风俗习惯的不尊重。
喇嘛僧的横行可说是元朝对汉族以及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宗教压迫，同时也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压迫。喇嘛教本是佛教的一派。元朝初年，喇嘛教的头领八思巴得到忽必烈的信任，被尊为帝师，掌握了西藏的实权。从此，不但西藏受了喇嘛教的管理，而且喇嘛僧在中国內地也横行起来。他们抢占民间的房舍，掠夺民众的财物，侮辱良家妇女，发掘宋朝的陵墓，什么坏事都做。民众无处伸冤，有的起来反抗，政府又规定打了喇嘛僧的要断手臂，骂了喇嘛僧的要割舌头。喇嘛僧得到政府这样的保护，当然更是横行无忌了。
汉族的豪绅、地主、大商人，也勾结喇嘛僧和蒙古贵族一同压迫人民。压迫的结果，到处爆发了农民起义，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朱元璋，都是著名的起义领袖。这次的起义和以前的农民起义稍有不同，就是除了反抗朝廷的剥削以外，还带有反抗蒙古贵族的民族解放的色彩。
朱元璋是濠州(安徽凤阳县)的贫农，小时候曾做过游方僧，也就是在四方乞讨的和尚。他从困苦的环境中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又得了谋臣刘基(就是刘伯温)和勇将徐达、常遇春、藍玉等人的帮助，消灭了群雄，推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建立了明朝。
元朝真的是不得民心，虽然他承认我们的文化好，也愿意学习我们好的东西，但是其骨子里还是看不上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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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统治下妇女的生活有多惨？终于知道为什么被推翻了
元朝的保甲制，流传到了现代，在叙述上主要有这么几条：元朝制度规定十户为一保，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保长，这十户的财产和女人保长可以随时、随意取用;汉人、南人不得拥有金属刀具，十户人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且菜刀平日里须寄放在保长家;保长对汉人新娶的妻子享有初夜权，汉人娶妻后必须先将妻子送至保长家，三日后再接回。
有专家进一步解释说：由于初夜权的原因，中原很多地区汉人有“摔头胎”的习俗，以保证自家血统的纯正。
元朝对待汉人的高压政策，比如说汉人或南人杀了一个蒙古人，得连坐，亲戚要跟着一起掉脑袋;而蒙古人杀了汉人或南人，则仅需赔偿一头牛。倘若保甲制中真的含有“夺取汉人初夜权”的律令，那的确是汉人的奇耻大辱，但是仔细琢磨却不免让人生疑，“初夜权”不仅在任何史料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且从逻辑上也行不通。
首先，从 “初夜权”的概念来看。“初夜权”一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人相信少女第一次的“落红”是不祥之物，会给男人带来厄运，只有高贵地位的领主才能抵抗这种力量，所以贫农家的少女都会自愿将第一次献给领主。在我国的南宋、西夏时期，西夏也曾小范围有过“初夜权”，原因在于西夏人普遍信佛，上层妇女往往自愿将自己的初夜奉献给“有道”高僧，以示虔诚。无论是欧洲还是西夏，初夜权最大的特点是妇女“自愿”，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人显然不会也不可能自愿，虽然当时的汉人只要有一口饭吃，不被逼到没有活路，就会逆来顺受继续忍下去，但是对于汉人女人来说，失去贞操比丢了性命更可怕;对于汉人男人来说，再窝囊，“夺妻之恨”也绝不能容忍。倘若蒙古人强行施行“初夜权”，别说他们能统治90年，可能连9年都统治不到就被推翻了。
其次，从元朝统治者的执政观念来看。元朝统治者在执政期间极力宣传贞节观念。有学者认为元朝“提倡贞节至极致”，一本《元史 列女传》中记载了烈女187人，其中贞节烈女竟达161人。从常理上看，统治者不可能一边宣传贞节观念，另一方面又制订律令来破坏它。在蒙古人征服了中原之后，出于各方面的考虑，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他们稳固政权的第一要务，且元朝的朝廷中大臣有不少的汉人，如果 “初夜权”这样野蛮的律令能得以实施，社会必将大乱，汉人大臣也会强烈反对，从方方面面的角度看，“初夜权”决不可能实施。
最后，从蒙汉的人口比例来看。根据考证，元代人口大约有1亿2000万，其中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不过区区30万。这30万蒙古人中大部分是随着军队迁入的，他们的职业是军人，必须按照编制集中安家。其余部分的蒙古人虽然散落在中原各处，但是人数上已经少得可怜。在与汉人人数上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当时即使有“初夜权”的律令，蒙古人也有行使“初夜权”的权利，怕也是力不从心吧。
至于专家说的元朝中原“摔头胎”的习俗更不可信。即使“初夜权”是真的，元朝的中医也完全可以根据妇女的生理情况算出怀孕的准确时间，而没必要不分青红皂的“摔头胎”。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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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统治为何短命？短命王朝元朝错在哪里
唐宋元明清这五个朝代，除了元朝只有短短不到100年的统治时间，其他四个朝代都是在300年左右，为什么单单只有元朝统治时间这么短呢?元朝算是中原第一次被外族掌权的朝代，所以汉人都不甘心被蒙古统治，时时刻刻都想着起义。而且当时中原的环境很复杂，蒙古人也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实际上外族称霸也只有清朝好像处理的最好。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复杂的朝代，在前面它终结了自唐朝以来中国的分裂局面，同时它又前接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以致于现在还有很多人分不清楚元朝和蒙古帝国的区别。在后面它又奠定了近代中国的治理形态和基本版图，因此其实它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朝代。
很多人说元朝统治时间很短，说他只有89年时间，甚至有人从南宋灭亡到红巾军起义开始算起，说它只有71年。
然后把这个时间跟汉唐明清比，说它是个短命王朝，然后到处找理由，总结它灭亡的根源，当然一般情况下总结出来的总是民族矛盾之类的理由，“胡虏无百年国运”云云，甚至进而说元朝不是中国历史。
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其最致命的错误是，元朝并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或者说，它不代表最具力量的阶层的利益。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中，人是最宝贵的财富，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生活在底层的人民永远是最多的。当然了，在这一点上，工业经济社会表现得比农业经济社会要更明显。
当然，元朝不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不见得就会被推翻，因为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来看，无论在哪个时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的反抗意志是最低的——那些浪里来去的皇朝，由真正一穷二白的老百姓建立起来的，也只是一个明王朝。但一味的压迫，就是逼得人们反抗了。
先说说外因，元朝脱胎于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虽然元王朝的奠基者忽必烈汗相对于其同时代的蒙古宗王们，有较高的对于中原历代王朝统治制度和风俗文化的认识，但是以军事扩张为基础的蒙古封建主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在王朝肇造始，对外战争就连绵不绝，尤其是对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的远征，对国力的损耗是显而易见的。
相比于外因，由王朝内部官僚体制、国家政策等堆砌出的内因，更是元朝短命的决定性因素。首先，元王朝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宋、金王朝的一些官僚机构设置，但同时又保留了蒙古奴隶制社会的一些特征，例如宗王分封、投下制度等。更为了满足对外征服和统治者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在各地方官吏统辖外，另行委派大量的达鲁花赤，对所辖百姓进行竭泽而渔的勒索，社会各阶层关系紧张。
从政治上，蒙古人不允许汉族人参政，经济上，不允许汉族人从事高利润行业，文化上，处处打压儒家，崇尚异域文化。可以说，汉族人在元朝地位降低到了历史最低点，惹恼了这片土地人数最多的民族，元朝的统治怎么会长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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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统治无视百姓的基本权利，窦娥冤天天在上演
在《窦娥冤》里，流氓横行霸道，官吏草营人命，平民百姓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诉，社会无比黑暗。真实的元代，老百姓的生存状况是如何呢?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写到了元代统治者的屠城。“鞑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蒙古攻灭金朝，人口比战争之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
宋代四川人口近两千万，元军过后，只剩八十万。 后来，蒙古贵族觉得把汉人全部杀尽了，没人给他们做奴隶，屠城的事才渐渐减少。元朝统治集团完全不把被征服者当人看，他们将奴隶叫作“驱口”，即供驱使的人口，在“人市”可以自由买卖。一个中等官员可以使唤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则有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占有七千多个驱口。这些驱口不仅得向使长缴租，还必须向政府纳赋。驱口是没有任何人格尊严的，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 蒙古贵族想要得到汉人的田地，无需用钱租买，只需将原主人赶走就行。赶走了汉人，就让田地荒芜，生出野草，以利放牧，时人记载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为了笼络蒙古贵族，蒙古大汗甚至经常将农田和作为农田主人的汉人赏赐给王公功臣，一点也不在乎被当成赏赐物的汉人的感受。 蒙古官员断案也绝无公正可言。他们目不识丁，“高坐堂上，大小事务一切付之于吏，可否施行，漫不省录”。
官既不管事，也管不了事，吏员便趁机以案生财，谁给的钱多就为谁办事，大江南北，地痞流氓为非作歹，窦娥这样的蒙冤者胜不胜数。 元代当政者对汉人的生产、生活进行严格限制。比如汉人每二十家被编成一甲，由蒙古人做甲主。甲主的所有花销都要这二十户汉人承担。晚上一更三点之后禁止出行、点灯、活动。为了防止汉人造反，皇家禁止民众田猎、习武、拿兵器、聚众、野行。每五家汉族人才可以拥有一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平时还要放到蒙古人家里，要做饭时临时借用一下。只有蒙古人同意，汉族人才能生火起灶，汉族人习惯地称管制自己的蒙古人男的为“老灶爷”，女的为“老灶奶”。
任何一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有其深层的缘由。相对于农耕文化和工商文明，元代蒙古人的游牧文化明显比较落后。这种文化只在乎基本的物质生存，不重视科技创新，更不看重灵魂超越。中原儒家文化一向推崇的礼让、仁义、宽恕、自省、善良，在元代统治者那里没有太多的市场。
而游牧文化一旦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往往会将暴力当成战胜一切的手段，将野蛮视作英雄气质。
元代统治者无视百姓的起码权利，也与他们人口过少，需要以少御多有关。蒙古人能征善战，加上当时世界还处于冷兵器时代，勇敢比武器更重要，他们的马蹄所到之处几乎无坚不摧。攻占了那么多的土地，征服了那么多的异族，统治者人手不够，怎么去统治成了难题。蒙古贵族书读得很少，不太懂得“攻心为上”的道理，于是更多地采用强硬手段。因为这种统治手法，元代自然也就成为人间地狱。在唐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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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统治真的人性化吗？看看元朝老百姓的生活就知道了
元朝在历代王朝中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一个朝代，元朝的“四等人”制度更是包含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是，在统治江南的问题上，元朝统治者对南朝的富豪和官僚士大夫却没有那么苛刻。
元朝对江南的统治力一直很弱，势力难以深入城乡基层社会之中，因此江南的统治秩序实际是握在江南士大夫与富商手中。元朝统治者出于财政和享受的需求，实行“重商”政策，为江南经济带来了繁荣。江南成为元朝统治者获取财物和奢侈品享受的根源地，在当时，海商盐运贩卖以及海外贸易十分发达，许多人因为做生意而一夜暴富。元朝官场也十分黑暗，官商勾结的现象屡见不鲜，江南成为商业畸形发展的重地。
元朝对于很多士人或富商来说，是享乐和赚钱的圣地，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则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灾难。商业的繁荣打击了务农的积极性，种粮不如卖粮，种菜不如卖菜，这才当时成为一种常态，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商业对上农业本身就天生地占有优势，彼此形成一个对立，商业的繁荣使得更多人脱出农业，抢夺了农业的劳动力资源。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重视自身的内循环，商业的强势破坏了原本的平衡，在满足了贵族的奢侈需求之后，代价却是农民接连不断的生存问题。江南经济实际上是在政府管控完全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到了明清时期，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强烈的反弹，对于江南的商业实行强有力的压制政策，也是一种极为畸形的发展。
朱元璋生活的元朝，是一个对农民来说极不友好的朝代，然而令朱元璋感到最深压迫的其实并非元朝本身，事实上，元朝在他眼中只不过是当地的几个汉人地主而已，元朝的统治力在江南十分微弱，真正实行有效管理的是当地的地主，因此朱元璋对于地主和富人的恨超过了对元朝的恨。对于江南富商以及士大夫来说，相比明朝严苛的统治环境，他们反而更加怀念元朝。
在古代社会中，粗略可以分为皇帝——士大夫——农民三方，农民是统治的根基，士大夫是皇帝的帮手，有时候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皇帝会采取打压士大夫的方法，保证对农民的剥削维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而元朝则是皇帝与士大夫完全联合在一起，一同剥削农民，这也是元朝统治时间短的一个原因，也是历朝历代以来，江南受剥削最重的时候，也是唯一一次从南方成就帝位成功的起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最深的地方，反抗也就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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