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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文革新的特点是什么？不同风格矛盾统一、对立
北宋诗文革新发生、发展过程的显著特征是与北宋政治改革和儒学复兴运动的密切联系。北宋的政治改革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文风的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复兴思潮则以复兴古文抗击“时文”为起点，并一直把士人文章习气作为诋贬的对象。他们的这一态度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士风即士人精神面貌的注重。而文风是士人精神生活中至为重要的内容。
在中国文化中虽然礼乐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但士人普遍崇尚文章藻翰(以书面语为材料)却是汉魏以来的事，并且伴随着佛老思潮的激荡与流布。在好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艺文与释老相互推毂激扬，决定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心路历程，成了广大士人别无选择的精神渊轰。隋唐时期，随着宗教的流行、科举制的确立和庶族地主阶级的渐起，艺文之士与山林之士更是成了士人阶层最为基本的形象。宋朝要在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官僚政治，就要化解山林之士，改造艺文之士。强劲的士人文学传统成了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在整个北宋时期，政治和思想领域都不断地对文学提出要求，文学在这两股力量的挟持和作用下，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面貌。
文学比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封闭地发展，文学也比任何时候更得遵守现实的规定。不同的文学变革主张大都派生于不同的社会人伦理想和政治改革思想，而不同的文学群落则大都是政治上和学术上不同的集团与派别，文学革新的发展与政治、思想领域的变化也大致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在北宋的持久开展标志着宋代作为封建社会后期转折伊始是一个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阶段。
文学作为思想文化，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获得了深刻的变革与建设力量，诗文革新表现出积极的革故开新特征。
北宋诗文革新发展过程的又一特征是它获得了士人前所未有的普遍参与及其群体力量的不断推进。这一特征的背景是中唐以来底族地主和自耕农经济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
汉魏以来文士交游、诗酒雅集之风就极流行，但这期间形成的文人群体其领袖人物大都是皇族贵胃，文士们不仅依侍帝王贵族们政治经济实力作为活动的凭据，而且其创作也自然不能脱离皇室及贵族文化的氛围和规范，具有一望可知的依附性。初、盛唐的文坛依然明显受着皇家艺术趣味的笼罩和支配。陈子昂至李、杜的诗歌革新虽远非孤星独照，但却都没有形成群星拱卫、江河朝宗的集团声势。
这种情况到中唐“韩孟”、“元白” 时代有了根本变化，开始出现一定规模性的、长期性的、紧密性的群体交游与结盟。韩愈自称“从事于往还朋友间”，“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李翱在《答韩侍郎书》中也称韩愈“颇亦好贤，必须甚有文辞，兼能附己，顺我之欲，则汲汲孜孜，无所忧惜，引拨之矣。如或力不足，则分食以食之，无不至矣”。这是多么自觉地团结起来的关系!到了宋代，科举扩大，教育普及，士人群起八方，数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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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为诗文风向指引了正确的道路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北宋中期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幼时丧父，家境窘困，但刻苦好学。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其间与梅尧臣、苏舜钦、尹洙等人交往密切。景祐元年(1034)，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馆阁校勘。三年因倾向范仲淹议论时政的态度与斥责朝中保守派，被贬为夷陵县令。
欧阳修
四年，迁乾德县令。康定元年(1040)，被召返京，复任馆阁校勘。庆历三年(1043)，充太常丞知谏院，又以右正言知制诰，并积极参与范仲淹等所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被降为滁州太守。后又迁知扬州、颍州、应天府。至和元年(1054)，奉诏回京，命权判流内铨，又与宋祁合修《新唐书》。不久擢为翰林学士。以后先后任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二年(1069)，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欧阳修对此持反对态度。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倡导下，这场运动曾形成盛大声势，对当时和后世文坛发生很大的影响。作为诗文革新内容的一部分，欧阳修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过不少重要的主张，其中包括论诗见解。欧阳修论诗强调有感而发，美善刺恶，提出：“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榆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诗本义·本末论》)他还认为要学习《诗经》创作精神，应着眼于“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诫”(同上)。实际上要求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具有“致用”的意义，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另一方面，他在继承杜甫、白居易、韩愈等人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说法，以为“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意识到诗人的创作成就与其个人身世遭际之间所构成的重要联系，以为作者的生活遭遇越是窘困，就越能写出体验深刻而成就显著的作品。对于诗歌的创作风格，欧阳修基本上主张多样化，在具体作品的艺术评析中能保持一种较为客观、公允的态度。
如他在比较梅尧臣、苏舜钦诗风差异时表示，两者“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六一诗话》)，肯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认为无孰高孰下之分。又如对“西昆体”，他也并不是一概加以否定，而是在指出其弊端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中的创作特色，以为西昆派诗人也有艺术上的成功作品，至于他们好用故事等特点，是因为“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而“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同上)，为“西昆体”作了某些合理的辩护，体现出较为明智、公正的批评态度。
在创作实践上，欧阳修有着多方面的成就，诗、词、文、赋都有不少成功之作。他的诗有些如《食糟民》、《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答朱案捕蝗诗》《答杨辟喜雨长句》、《边户》等，触及某些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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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文革新的三个阶段，为宋朝文坛走向巅峰奠定了基础
(一)宋初三朝：复古革新思潮的萌发阶段
大致说来，这一阶段的文学仍处于晚唐五代文学的延长线上，但随着新朝政权的日渐巩固，文化建设被逐步提上议事日程，一系列抑武佑文的政策和袭唐崇文之举使文学获得了振衰起卑的力量。文学受到优待，创作趋于活跃，文藻相乐于升平，而艺术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与真宗朝人庶物阜、经济渐盛相对应，杨、刘“昆体”与“时文”“时际升平，春容典赡”，标志着宋代文学开始走出“唐末五代衰飒之气”。然而其开新之义是极有限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政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与政治上日益滋长的一些腐败因素相联系，难以突破精神本质上的浮靡与卑弱。
柳开
柳开等人则主要地从儒学立场出发，热情鼓吹复兴古道、兴修风教。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呼应，形成了有宋历史上第一次复古思潮。文学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针对晚唐五代轻艳浮薄文风在宋初的继续流行，他们标榜韩柳古文和杜甫、白居易的乐府诗，主张诗歌有为而作，文章关乎教化，体现了儒家文学思想的复兴。
(二)仁宗天圣至嘉祐年间：复古革新思潮的高涨阶段
仁宗天圣至庆历年间，是宋代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全面的转折时期。宋初三朝表面的繁华太平掩盖着“积贫积弱”的趋势，真宗朝后期以来政治急剧腐败，天灾盗乱频仍。西夏的入侵更是促进了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变革被提上议事日程。针对前朝袭汉唐之虚名、夸饰太平的种种弊端，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以追复三代之治相号召。广大知识分子一反循默，纷起响应，“天下争自灌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体现出全新的士人精神风貌。围绕社会改革，各家建言献策，思想空前活跃。在当时一片复古明道、学古救时的声浪中，明显地震响着不同的调子。它们主要出自两个影响最大的文人群体。
石介
一个以石介、孙复为代表，早年主要活动在今山东一线。另一个以尹洙、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为代表，早年主要活动在汴洛。石介等人主要继承了青年柳开那样的儒生的立场，因缘下层士人入世心理的激切、北方之士性格的矫厉和齐鲁之邦的儒学优势，高举“道统”的大旗楔入社会，对杨刘“时文”和佛老思想发起猛烈攻击，强烈震撼了当时的文坛，有力促进了复古明道思潮的兴起。其儒学立场激发了他们在当时土风文风改革潮流中的先锋姿态，同时也决定了他们文学观点重“道”轻“文”的狭隘与偏激。他们的复古主张连同其“好古以戾”的作风在广大举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尹、苏、梅、欧等人接受了复古明道和忧济天下思想精神的影、响，热情支持和积极投身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与石介等人不同，他们主张将复兴古道与政治改革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在社会改革实践中完成士风文风的变革。这一改革思想使他们接弃了石介等人重道轻文的价值偏向，把习儒明道、从政行道、为文传道的广泛方面纳入人生视野，从而确立了文学关乎社会现实而又关乎道德人生的平易通达的文学观。他们以成功的诗文创作实践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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