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穆

人物介绍

朱穆自幼即以沉思好学、用心专一而著名，由于精力专注，或丢失衣冠，或跌落坑中，亦 不自知；年50岁时还向同郡隐居武当山教授经传的赵康奉书称弟子，为时人所称服。朱穆为人耿直有韬略，20岁举孝廉，后拜郎中、尚书侍郎，被人称为“兼资文武，海内奇士”（范晔：《后汉书》卷43《朱穆传》）顺帝末，从大将军梁冀，为典兵事，甚见亲任。桓帝即位，升任侍御史，不久再迁议郎，与边韶、崔寔、曹寿等共入国史馆东观撰修《汉纪》，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补了《外戚传》及《儒林传》。 桓帝崇尚敦厚，朱穆遂作《崇厚论》，呼吁重德教；又著《绝交论》，倡导交往以公。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发生严重的水灾饥荒，社会秩序混乱，朱穆奉命出任冀州刺史，因慑于朱穆威名，贪官污吏闻风而逃，冀州百县中仅解印外逃的县官即达四十余人，他一到任，就严惩为非作歹的贪官豪强，终因触怒朝廷宦官权贵，被捕还京师，罚作刑徒。后得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申诉，为朱穆鸣不平，方获释归居乡里。居家数载，复为尚书，仍刚直不阿，屡次上书或面谏罢除宦官，桓帝不从，遂遭排挤诋毁，终日愤懑抑郁，于延熹六年（163年）发疽而死。朱穆死后，诏赠益州太守，谥“文忠先生”。善文辞，为蔡邕所重，诗仅存《与刘伯宗绝交诗》一首。

后汉书文载

朱穆字公叔。年五岁，便有孝称。父母有病，辄不饮食，差乃复常。及壮耽学，锐意讲诵，或时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颠队坑岸。其父常以为专愚，几不知数马足。穆愈更精笃。 初举孝廉。顺帝末，江淮盗贼群起，州郡不能禁。或说大将军梁冀曰：“朱公叔兼资文武，海内奇士，若以为谋主，贼不足平也。”冀亦素闻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见亲任。及桓帝即位，顺烈太后临朝，穆以冀势地亲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灾异，奏记，以劝戒冀曰： 穆伏念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其文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谓阳道将胜而阴道负也。今年九月天气郁冒，五位四侯连失正气，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属阳，恶道属阴，若修正守阳，摧折恶类，则福从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学，传受于师，时有可试。愿将军少察愚言，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夫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宜为皇帝选置师傅及侍讲者，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与之俱入，参劝讲授，师贤法古，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谁能倾之！今年夏，月晕房星，明年当有小厄。宜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灾咎，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将军察焉。又荐种暠、栾巴等。而明年严鲔谋立清河王蒜，又黄龙二见沛国。冀无术学，遂以穆“龙战”之言为应，于是请暠为从事中郎，荐巴为议郎，举穆高第，为侍御史。时，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其尊德重道，为当时所服。常感时浇薄，慕尚敦笃，乃作《崇厚论》。其辞曰：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而兵不与焉。”盖伤之也。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已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厖则道数不远。昔在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昭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斯言要矣。远则圣贤履之上世，近则丙吉、张子孺行之汉廷。故能振英声于百世，播不灭之遗风，不亦美哉！然而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首道，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悲夫！行之者不知忧其然，故害兴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异焉。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何则？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显致安国之金，淳于以贵势引方进之言。夫以韩、翟之操，为汉之名宰，然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鱼所以专名于前，而莫继于后者也。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反，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嗟乎！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嘉楚严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诲，思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韩棱之抗正，贵丙、张之弘裕，贱时俗之诽谤，则道丰绩盛，名显身荣，载不刊之德，播不灭之声。然后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余也。彼与草木俱朽，此与金石相倾，岂得同年而语，并日而谈哉？ 穆又著《绝交论》，亦矫时之作。梁冀骄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惧其衅积招祸，复奏记谏曰： 古之明君，必有辅德之臣，规谏之官，下至器物，铭书成败，以防遗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从之如升堂，违之如赴壑。今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顷者，官人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搒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叹嗟。昔秦政烦苛，百姓土崩，陈胜奋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谀之臣，犹言安耳。讳恶不悛，卒至亡灭。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燿无穷。天道明察，无言不信，惟垂省览。 冀不纳，而纵放日滋，遂复赂遗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穆又奏记极谏，冀终不悟。报书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穆言切，然亦不甚罪也。 永兴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数十万户，百姓荒馑，流移道路。冀州盗贼尤多，故擢穆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为中常侍，并以檄谒穆。穆疾之，辞不相见。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至有自杀者。以威略权宜，尽诛贼渠帅。举劾权贵，或乃死狱中。有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僣为玙璠、玉匣、偶人。穆闻之，下郡案验。吏畏其严明，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 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待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 帝览其秦，乃赦之。 穆居家数年，在朝诸公多有相推荐者，于是征拜尚书。穆既深疾宦官，及在台阁，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陛下可为尧、舜之君，众僚皆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圣化矣。” 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帝怒，不应。穆伏不肯起。左右传出，良久乃趋而去。自此中官数因事称诏诋毁之。 穆素刚，不得意，居无几，愤懑发疽。延熹六年，卒，时年六十四。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公卿共表穆立节忠清，虔恭机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宠。策诏褒述，追赠益州太守。所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二十篇。 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长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节，仕至河南君。初，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为文忠先生。 论曰：朱穆见比周伤义，偏党毁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绝交》之论。蔡邕以为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盖孔子称“上交不谄，下交不黩”，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之门人亦问交于子张。故《易》明“断金”之义，《诗》载“宴朋”之谣。若夫文会辅仁，直谅多闻之友，时济其益，纻衣倾盖，弹冠结绶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窦、卫、霍之游客，廉颇、翟公之门宾，进由势合，退因衰异。又专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为恩使，命缘义轻。皆以利害移心，怀德成节，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语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绝同志之求；党侠生敝，而忘得朋之义。蔡氏贞孤之言，其为然也！古之善交者详矣。汉兴称王阳、贡禹、陈遵、张竦，中世有廉范、庆鸿、陈重、雷义云。

作品欣赏

【与刘伯宗绝交诗】 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 饥则木览，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 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 凤之所趋，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

生平

朱穆（100～163）东汉学者。字公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家世衣冠，初举孝廉，后为侍御史。出为冀州刺史，因弹劾权贵、抑制豪强而受到诽谤，下狱治罪。后征拜为尚书，为人刚正不阿，居宫数十年，“死守善道”，蔬食布衣，家无余财，其思想节操为人所推重。时人有“兼资文武，海内奇士”之评。蔡邕在《朱公叔谥议》、《鼎铭》、《朱穆坟前方石碑》等文中对朱穆的操守多有赞扬。朱穆对当时的朝政多有批评，指出“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棰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榜掠割肃，强令充足”(《后汉书·朱穆传》)。主张改革弊政，清除宦官，选用贤能，“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同上)。在哲学上，发挥道家重道返朴的观点。否定儒家的礼义而以道与理作为行为的准则。他说：“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同上)。重申老子的“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的观点，赞扬天的崇大和地的深厚．批评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他说：“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己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同上)认为社会风尚是～种巨大力量，“故时教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同上)。指出当时的社会风尚越来越坏，而且难以挽回。他说：“先进者既往而不反，生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同上)。认为在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下，只有道家重道反朴的思想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后汉书》卷四三有传。有集2卷，今佚。《全后汉文》卷二八辑有其部分著作。

朱穆自幼即以沉思好学、用心专一而著名，由于精力专注，或丢失衣冠，或跌落坑中，亦不自知；年50岁时还向同郡隐居武当山教授经传的赵康奉书称弟子，为时人所称服。朱穆为人耿直有韬略，20岁举孝廉，后拜郎中、尚书侍郎，被人称为“兼资文武，海内奇士”（范晔：《后汉书》卷43《朱穆传》）顺帝末，从大将军梁冀，为典兵事，甚见亲任。桓帝即位，升任侍御史，不久再迁议郎，与边韶、崔寔、曹寿等共入国史馆东观撰修《汉纪》，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补了《外戚传》及《儒林传》。

桓帝崇尚敦厚，朱穆遂作《崇厚论》，呼吁重德教；又著《绝交论》，倡导交往以公。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发生严重的水灾饥荒，社会秩序混乱，朱穆奉命出任冀州刺史，因慑于朱穆威名，贪官污吏闻风而逃，冀州百县中仅解印外逃的县官即达四十余人，他一到任，就严惩为非作歹的贪官豪强，终因触怒朝廷宦官权贵，被捕还京师，罚作刑徒。后得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申诉，为朱穆鸣不平，方获释归居乡里。居家数载，复为尚书，仍刚直不阿，屡次上书或面谏罢除宦官，桓帝不从，遂遭排挤诋毁，终日愤懑抑郁，于延熹六年（163年）发疽而死。朱穆死后，诏赠益州太守，谥“文忠先生”。善文辞，为蔡邕所重，诗仅存《与刘伯宗绝交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