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孙复的家世及其早年的经历已不可确考。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孙复年届三十六岁，时范仲淹守丧居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掌府学。孙复上谒范仲淹，范给予其经济资助，并为他谋了学职，授以《春秋》。以后范仲淹服满复职，孙复去应举。
泰山讲学
景祜元年，孙复第四次科举落第，通过郓城举子士建中介绍，孙复认识了石介。石介在泰山筑室，邀孙复去讲学，并与张洞等执弟子礼师事孙复。孙复居泰山八年，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与讲学，撰写了《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著作，声名渐显于世。
步入仕途
庆历一年(1042)，在范仲淹、石介等人的推荐下，孙复以布衣超拜，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他与石介一起，积极支持范仲淹等的"复古劝学"主张，在太学实施举人应考须有听书日限及扩大太学录取人数等措施，使得学生人数骤增，北宋太学从此而兴。
嘉祜二年(1057)七月病逝。
孙复辛勤于治学，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举与功名，后是研究学问与讲学，故而在40岁(一说50岁)尚未成婚。时宰相李迪，深知孙复人品、学问俱佳，将其侄女嫁给了他。李迪是宋真宗、仁宗时有名的大臣，地位、政绩都很显赫，为人处事亦很正派，他将其侄女下嫁给孙复，增其贤名，而世人则由此更知孙复之贤。孙复之学及其为人，很快传闻于天下，他一时成为学界权威。孔子的后裔孔道辅，时为龙图阁待制，很有声望，亦前来拜见孙复。拜见时，石介立侍孙复的左右，举行礼仪时，升降拜则扶持着，往谢孔道辅时亦然。孙复所主持的泰山书院一时盛况空前，成为当时的一个学术活动中心。
孙复盛名在外，引起范仲淹、富弼等当朝一些大臣的关注，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后仁宗到太学巡视，赐孙复绯衣银鱼，并有意委孙复为侍讲，为皇帝进讲，解释古书的疑义，后因人反对而未成。
卒于任所
庆历七年(1047)，坐徐州举子孔直温案，贬外职，后重返太学任教。时有徐州人孔直温，因引诱军士谋将捕，搜其家时得到孙复的诗词，孙复因而受到牵连，并遭到贬官处理，遣为应天府判官事。这时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官员为其说情，最后仍留为国子监直讲，后又被迁任为殿中丞之职，至卒。
孙复病重时期，当朝大臣韩琦将此事禀告了宋仁宗，并选派了一个书吏，给予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协助孙复得书15万言，录藏于秘阁中。孙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12卷，《春秋总论》3卷，《睢阳子集》10卷，《易说》64篇。从孙复著作内容看，他研究的学问，主要是阐述周孔之道。他主张“尊王说”、“道统论”，适合于统治集团的需要，顺应了统治阶级的意愿，因此，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社会上层的重视。
个人成就
教育成就
孙复治学突出儒学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谓玄妙难测的宇宙本体，乃是指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他继承韩愈之说，构建了一套由远古伏羲、炎黄经尧舜禹至周公、孔孟的
道统，认为孔子使“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上孔给事书》）这一学说将孔孟宣扬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论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儒家传布之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的万众遵行的根本原则，儒家硕学成为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对皇权专制构成有力的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富有进步意义的亮点。虽然，这种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至上的垄断性，但究竟在理论上有一种客观的价值评判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妨碍帝王的胡作非为，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
孙复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从事教化几十年，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质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扬大道，必先施之于教化：“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没有教化，人便混同于禽兽，天下就不成为人的天下。他批评汉宣帝的鄙视儒士不足为用，结果纪纲目乱，风俗日坏，导致西汉衰亡。孙复进一步提出教化当以太学为根本：“太学者，教化之本根，礼义之渊薮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显然，这就把太学的教化与政治是否清明联系起来，并将之安置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这个见解是十分明智的。
孙复的治学方法论亦有重要的创造。首先他提出“舍传以求经”的治经方法，即以时代的需要为出发点，直接从经学中寻求有用之道，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提出见解。
孙复的“不惑传注”“舍传求经”的方法，一方面发展成为理学家的“义理之辨”的思维模式，对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脱，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义，因而对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机，推动了古代思维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具有玄想特征，由于阐述经学原则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性，所以易于流于空泛议论之途。其次，孙复在提出“舍传求经”方法时，已经注意到这种方法含有的不确定性，又主张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务实之学，在方法上为研究经学开拓了一条新路。
文化成就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唐韩愈倡“文以载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孙复则进一步称“文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诗词歌赋的文章“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这就批评了道家废文遵道的偏颇，承认文的大用是为道的倡明来服务。他认为所谓儒学六经是圣人之文，均是阐明儒道之言，六经因孔子传播，有极高的地位。所以明道离不开六经，但同时要直指六经，通其义理。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了后世宋学即理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宋学的创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发扬光大，这在当时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运动。
经学成就
在经学方面，孙复撰有《易说》，早佚。孙复经学为学界所重的是其《春秋》学，今存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孙复《春秋》学的特点，在于置《三传》于不顾，凭己意诠释。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突出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思想，而实质与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有关。除《春秋》学外，其学术思想中值得注意处有三点：一、提倡儒家"道统"：他说："吾之所以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二、排斥佛、道二教：写了《儒辱》、《无为指》等文，专门攻击佛、道，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进而号召儒者起来"鸣鼓而攻之"，试图重振韩愈攘斥佛道的事业以复兴儒家文化。三、抨击科举时文：他对当时士人热衷于四六时文的现状大为不满，强调"文以载道"，认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之本也"，作文应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孙明复小集·答张洞书》)。
孙复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回礼部取问状》记："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这说明当时学者对其学风的认同。孙复开了风气，以后治《春秋》者相继效法，宋代治《春秋》出名的如孙觉、刘敞、瞿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等，他们的《春秋》学在内容上固然与孙复多有不同，舍传求经、变专门学为通学这一特点是完全一致的。但孙复也因其学风而遭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如乾隆间的四库馆臣批评他"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过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
人物评价
对此史家还评价道：“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可见，孙复不仅为理学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内容，同时还为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理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理论形态，孙复是这个理论形态的先驱者，其作用与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古代思想史与理学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故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有“不敢忘”之语。
孙复科考失利，盖由于其重义理而轻传注，而宋廷沿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所以孙复“知其道不与时合，不敢复进，乃退”。
欧阳修评论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
主要作品
《谕学》
冥观天地何云为，茫茫万物争蕃滋。
羽毛鳞介各异趣，披攘攫搏纷相随。
人亦其间一物尔，饿食渴饮无休时。
苟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
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
孟轲荀卿扬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
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
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
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
击喑敺聋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藩篱。
是非丰顇若不学，慎无空使精神疲。
《中秋歌》
明月一岁中，影圆十二回。
如何今夕里，争赏罗樽垒。
既爱盈盈色，更上高高台。
人心莫如此，试为君言哉。
月者水之精，秋者金之气。
金水性相生，五行分其事。
则知天地间，相感各以类。
水得金还盛，月因秋更清。
气类使之然，人谁不有情。
可怜别夜色，一一皆销声。
自昔诗家流，吟皆不到此。
徒能状光彩，岂解原终始。
冥搜讵有得，燥吻真何以。
请看退翁歌，其的能中矣。
后世纪念
孙复墓位于东平县梯门乡东瓦庄村东南1000米处的山峪内，墓北、东、南三面环山，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孙复墓现存封土堆高6米，直径约30米，由于近十几年来，筑坝修堤对封土有所破坏，但未触及墓室。从自然断面上观察，封土层不很明显。
孙复（992—1057），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字明复。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也称泰山先生，石介等皆师事之。为范仲淹、富弼等推重，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仁宗亲临太学，面为迩英阁祗候说书，讲说多异先儒。罢出为州县佐官。后复入，迁殿中丞。他研治《春秋》，强调明诸侯大夫之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帝王之治乱，著作有《春秋尊王发微》、《孙明复小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