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确

生平

　　宋太祖依靠北方大士族“马上得天下”，当了皇帝后在禁中刻石：“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这一禁令虽到真宗朝闽人章得象入相时被破了，但自太祖迄仁宗朝还是北方大士族在朝廷中占据了绝对优势。《邵氏闻见录》载：“韩（绛，河南开封）、吕（公著，安徽寿州），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因此，北方大士族对土地的兼并也肆无忌惮,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改革，势在必行。仁宗朝富弼、范仲淹的改革——新政不彻底，这才有了神宗朝王安石（江西抚州人）变法，而成为变法中坚的，大多是南方小士族的代表，其中，福建人占有极重要地位。

　　北方大士族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攻击的态度，他们指王安石集团为奸臣集团，除王安石是因他们推介上台外，其他人在正统的史书中多被污为奸臣。其实，这些人大多是坚决的改革派。王安石辞位后，坚持新法的头号改革派当推蔡确。

　　王安石当政时，荐蔡确为三班主簿，徙监察御史里行。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江西德安人）熙河之役取得对西夏的胜利，但被告挪用军费，蔡确奉命办案，为其白冤。开封府鞠相州民讼，事连判官陈安民，陈安民托左相吴充女婿讲情。蔡确认为事关大臣，非开封府可了，遂移御史台，杜绝了官官相护的官场人情。后来，右相王力荐蔡确参与治狱，史书说他“锻炼成狱”，成了他被污为奸臣的证据之一。

　　擢御史中丞、领司农寺，史载，新法中的“常平、免役皆成其手”。拜参知政事，左相吴充想改变新法，蔡确不让，举萧规曹随例，说新法为“今陛下所自建立，岂容一人挟怨而坏之。”

　　元丰五年（1082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神宗元丰改官制，此为右宰相官名）。任上，严厉打击保守派的反扑，史书载：“确既相，屡兴罗织之狱，缙绅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哲宗即位（1086年），转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时宣仁太后（安徽蒙城人）垂帘主政，引北方大士族代表韩缜（韩绛弟）为右相，并用韩缜两个侄子为列卿，与蔡确相抗衡。接着，保守派陆续返朝廷，司马光、吕公著要废去新法，蔡确不让，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那是自己建议实行的。但是，他终单拳难敌众手，于元祐二年（1087年）被罢，出知陈州，徙安州、邓州，又因《游车盖亭》诗语涉讥讪朝廷而被追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后卒于贬所。

评价

　　蔡确为人尚权谋，又是王安石变法的中坚人物，特别是王安石罢相后，“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因此，《宋史》将其列入“列传·奸臣”。其人在位时，用权谋打击政治对手，失势后自然遭到对手政治报复。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失败者。

历史作用

　　在王安石意志消沉，神宗动摇的情况下，新法在元丰间基本上还能够推行，这同蔡确为首的变法派坚持变法立场，维护变法成果，敢于斗争是分不开的。

　　虽然“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之政”，元丰之政对大地主、大贵族作了一些妥协，但仍作了一些兴利除弊的变更，这些变更有利生产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曾一度出现社会较为安定的局面。《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载：元丰六年河北转运使吴雍奏称：“见管人粮、马料总千百七十六万石，奇赢相补，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边防大计，仓廪充实。虽藉丰年，实以吏能干职”。可见元丰间，生产确实得到一定的发展，吏治也较为清明。

　　我们还可以从闲居金陵的王安石诗作，如《歌元丰》、《元丰行示德逢》等，所反映的情况，窥见一斑：

　　“歌元丰……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即使怀疑王安石或夸大其词，粉饰太平；然而没有一定的事实，诗人是无法写出这样的颂歌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着重视人物在关键性的历史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蔡确关键性的历史活动是支持变法，坚持变法，维护变法成果。在他秉政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相对安定。因而他是推动而不是阻碍历史的发展，我们应予以肯定。至于个人作风如何，对历史人物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还要看到宋以后封建社会史学家总是以道学标准去衡量人物的忠奸优劣，他们历来以道学的门户之见，对变法派肆加挞伐、诬蔑之词，尤所不免。这绝不应阻碍我们今天对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

人物故事

梦为宰执
蔡确少年时曾梦到要做执政。有个人对他说：“等到你父亲考中状元时，你就可以做执政了。”蔡确醒后笑道：“是在和我开玩笑吗？我的父亲已经很老了，且已经辞官归隐了。你却说他要做状元，这是为什么？”后来蔡确果然做了执政。一日在殿上侍驾，听到报进士的名次，状元是黄裳。蔡确大惊失色（蔡确父亲名叫蔡黄裳）。

宰相过岭
蔡确担任开封府界提举时，有一个人做梦，梦见他到了一个官府大堂，堂宇高邃，上面有四个穿着冕服坐着的人，旁边有人对他说：“这是宋朝的宰相按照顺序所坐的座位。”他抬头一看发现最后一个是蔡确。他睡醒了之后很疑惑。等到蔡确因为“车盖亭诗案”被贬新州之时，他才知道这是宰相贬居岭南的排位，卢多逊、寇准、丁谓和蔡确，正好是四个。

与人富贵
蔡确住在陈州时，有一天下大雪，他与街坊邻居黄好谦到一家妓院玩，进去后发现饭菜十分丰盛。当时有个身着青巾白裘的美少年据席而坐。蔡、黄两人刚要离开，少年遣俾女邀请两人同席。酒喝的正开心，少年对蔡确说：“您就像李德裕。”对黄好谦说：“您等蔡公富贵了，会因为是他同乡的缘故而显达。“说完就走了。二人问婢女他是谁？婢女说：“他是早上来喝酒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后来蔡确担任侍御史，举荐黄好谦为御史。

四十之贬
蔡确，黄好谦，是陈州的学子，听说杨山人善于相面，就请他为自己相一下，相者说道：“蔡君会是宰相，像丁晋公（丁谓）一样。但丁谓会回来，而你却无法回来。黄君会是一州长官，等到家里有四十口人时，那么蔡君就要被贬了。”元丰末，蔡确为相，黄好谦出知蔡州，与蔡确道别。蔡确问他的家中人数，答道：“四十个人了。”蔡确大惊说道：“杨生的预测应验了。”不久果然被贬居新州。

五十之死
蔡确二十多岁时，家中贫苦，衣服破烂。一天与好友张师是出游，张的家中也很穷。一会有个道人来了，看了蔡确很长时间，对他说：“您的神态、相貌都很像唐时的宰相李德裕。”蔡确认为他是在戏弄自己，就开玩笑的问道：“可以做宰相吗？”道人说：“能。”又问：“那会被贬居南方吗？”说：“会。”又观察了一会张师是，说：“等到你做到卿监之官，家中有五十口人时。”指着蔡确说：“你就会死了。”道人走后，二人哈哈大笑认为道人狂妄。后来蔡确贬居新州，共达五年。有一天得到张师是的书信：“我做了司农寺卿，但全家五十口人，在京城住不起，现在蒙皇恩出知汝州。”蔡确读到这，忽然想起道人的话，就没有再看信了。几天后，得病去世。

虽悔无及
蔡确因车盖亭诗将倍贬居新州，晁美叔对人说：“如果清算蔡确平生所做之事，杀了他在道理上也是可以的。但不应该以言语定人的罪名，况且蔡确从前还是个宰相？今天这样做的，日后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后哲宗亲政，果尽贬旧党于岭南。”

车盖亭诗案
北宋元丰、元祐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年仅岁的宋哲宗即位后，朝廷大权仍控制在其祖母高太后手中。高太后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王安石的变法派则深受打击。时任宰相的蔡确属王安石的变法派。蔡确眼看大势已去，想挽回颓势，于是搞起了小动作，说高太后有废黜哲宗的意思。高太后听后十分恼怒，把蔡确贬出朝廷，任陈州知州。不久，又改任安州。 从相位跌到地方官，其心情可想而知。苦闷中，他游览车盖亭，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
一、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二、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三、满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四、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五、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六、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七、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病守翛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八、喧虺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冻雨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九、西山彷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十、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因为知汉阳军的吴处厚和蔡确有旧怨，于是抓住了机会，随意曲解，上奏朝廷。说这些诗“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都涉及到对朝政的毁谤，指出：第二首之笑不怀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第五首是讽刺朝廷启用新人，他在这里自吹老资格。第八首喻国运必生大变；第九首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第十首是诬蔑当今太后，比拟武则天；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认为蔡确用郝处俊在上元年间劝谏唐高宗想传位给武则天的事，来指斥太皇太后。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

于是左谏议大夫梁焘、右谏议大夫范祖禹、左司谏吴安诗、右司谏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皆上奏请求治蔡确的罪。范祖禹认为：“蔡确之罪，天下不容，尚为列卿，恐难平民愤的言论相弹劾，我请求把他处以典刑，更赐重行窜谪。“ 皇上下诏让蔡确自己解释，蔡确为自己申辩的十分清楚。刘安世等又说蔡确的罪状显明，不用申辩，这是有大臣在包庇他。于是就贬蔡确为光禄卿，分管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 蔡确被处罚后，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还认为处罚的轻了，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也这样说。 刘安世言：「臣窃闻朝廷以蔡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者。而确不知图报，犹怨望作为诗什，辄敢谤讪，罪状显着，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诛，俾全要领，已出再生之赐。谓宜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而尚玷卿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论，皆谓失刑。臣闻赏罚者人君之大柄。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躬，恩德隆厚，而确恃逆不道，妄有诋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载之所不容。今来责命太轻，未厌舆议，非惟央釭宗之意，亦恐伤陛下孝治之风。伏望圣慈更加详虑，早行窜殛，以慰人望。」 于是再贬为英州别驾（今广东省英德市），新州安置（今广东省新兴县）新州时称“烟瘴最甚”，有“人间地狱”之号。 宰相范纯仁、左丞王存在太皇太后面前替蔡确求情。 吕大防和刘挚也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山高路远，不宜让她翻山越岭，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当时有句俗谚：“春、循、梅、新，与死相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苏轼也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恐怕也难免有此下场。” 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对。

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赵挺之、王彭年因不上疏弹劾蔡确，中书舍人彭汝砺因封驳对蔡确处理的诏旨，都获罪而被罢官出外。

蔡确被贬新州时，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另外还养了一只鹦鹉。这个鹦鹉能学人语，每当蔡确呼唤琵琶时，只要敲一下小钟，鹦鹉就会呼唤琵琶的名字。不久，琵琶死于瘟疫，从此蔡确再没敲过小钟。一天，蔡确因事误将小钟击响，鹦鹉闻声，又呼琵琶名字。蔡确触景生情，大感悲怆，赋诗一首：“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此后不久，蔡确郁郁成疾，殒命岭南。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变法派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

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的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等斥逐的新党人员如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对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 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然而在新党官员看来，旧党上台后，对新党大打出手，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见的卑劣。新党成员李定等人加害苏轼的乌台诗案只打击了苏轼一个人，而旧党借车盖亭诗案却几乎放翻了新党全体所有人。随着被压抑的时间增加，新党众人怨恨、报复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宋朝的政治风气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狭隘凶险。

人物生平

蔡确，字持正，是泉州晋江人，父亲蔡黄裳时为陈州录事参军，年逾七十，宰相陈执中出知陈州，发现他无法处理政务，就想让他辞职，蔡黄裳因家中贫苦，要养家糊口而不愿意辞官。陈执中说：“你如果不自己请求辞职，我也一定会向朝廷上疏解除你的职务。”蔡黄裳不得已，只得上表辞官。一家人流落在陈州。生活十分贫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蔡确考中了进士。

蔡确十分聪慧，崇尚气节，不拘小节。后中仁宗嘉祐四年科进士，调任邠州司理参军，因受贿被告发。陕西路都转运使薛向巡视陕西时，想治他的罪，见他仪表秀伟，召他谈话，认为他很不寻常，反而更加称赞他。

韩绛任陕西宣抚使时巡视地方，蔡确设宴款待，作诗称赞韩绛是：儒苑昔推唐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韩绛好高兴认为他很有才干，于是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弟弟开封知府韩维，被韩维任命为管干右厢公事，不久韩维因被杨桧弹劾而出知外郡，反对变法的刘庠接任开封知府。旧制新知府上任，衙中属官当行庭参之礼，即文武官员小跑进官厅，向新知府跪拜。如果是文官，知府就站着接受此礼。若是武职，则还要自报官衔姓名，知府坐着受礼。蔡确认为此礼不合，而不肯行庭参之礼，刘庠责问他为何不行礼。蔡确答道“为什么要庭参？”刘庠说道：“百多年来都有这样的先例”。蔡确说：“唐末五代时，藩镇的掾属都是节度使自己征辟的，因此才有庭参的礼仪。太祖开国后其他地方就废止不用了，本朝太宗和真宗即位前都曾任过开封府尹，当时府中属官与之尊卑太殊，因此开封府还有此礼，如今同朝为臣，在陛下一同侍奉皇帝，虽然是先例却也不能再用。”刘庠不能反驳，只得向皇帝弹劾他。蔡确于是自请解除官职。

宋神宗和王安石听说这事后都很欣赏他，神宗称赞蔡确熟悉典故，王安石推荐蔡确为三班主簿，又因为受到邓绾的举荐，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开拓熙河，公费使用过多。秦凤路兵马都总管郭逵弹劾他的罪状，朝廷下诏让杜纯查案，杜纯查证后上奏说：“王韶使用的公款出入不明，无法查勘”。王安石认为他所言不实，又派遣了蔡确复查，蔡确奉命办案，为王韶陈述了冤情。正是蔡确的公正办案，保证了王韶开拓河湟之事不致中断，在第二年攻下河、宕、岷、叠、洮五州，拓地两千里。神宗在接受群臣朝贺时，高兴地解下玉带赐给王安石。不久王安石依照惯例乘马入宣德门却被卫士打下了马，王安石请皇帝依法处置。蔡确上疏谈论王安石的错误。加直集贤院，迁侍御史知杂事。

范子渊疏浚黄河工程，知制诰熊本巡察后发现不对劲，被范子渊弹劾，蔡确弹劾熊本党附文彦博，熊本被罢黜，蔡确代替他为知制诰、知谏院兼判司农寺。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罢相，由吴充接任。三司使沈括拜见吴充谈论免役法在两浙路的实行不利于民，应当加以更易。蔡确上疏弹劾：“沈括既然觉得免役法需要变更，为什么当年不在他检正察访的时候说，现在却在不属于他管的时候说？他身为近臣，既然眼见朝廷的法令有不当之处，却不公开在朝廷上说出来反而在私底下告诉宰执大臣？他岂是为了朝廷好，只是想要依附大臣，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罢了。他这是觉得王安石罢相了，新法就可以动摇了。希望陛下对他加以治罪”。沈括因此被贬黜为宣州知州。

相州有三个人以“劫盗杀人”的罪名被当地判处为死罪。但审刑院经过复查后发现这是个错判了的案子，其中的两名从犯不应当被判处死罪。便要求相州改判，但此时两名从犯都已经被处决了。此事牵连到了审理此案的相州观察判官陈安民，陈安民的亲姐姐是文彦博儿子文及甫的生母，而文及甫是左相吴充的女婿。于是陈安民为了消灾弭祸，一面让下属用钱贿赂大理寺上下官员，一面让文及甫请吴充之子吴安持帮忙。蔡确认为事关大臣，不是开封府可以了结的，于是移交给了御史台，杜绝了官官相护的官场人情。后来，右相王珪力荐蔡确参与审理（史书说他“锻炼成狱”，成了他被污为奸臣的证据之一。）因此事，蔡确被擢升为御史中丞、领司农寺，新法中的“常平、免役皆成其手”。左相吴充想废止新法，蔡确说：“曹参与萧何有矛盾，等到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却遵从萧何指定的法令。现在陛下主持变法，怎么能允许吴充因与王安石的私怨而废除呢？”

元丰五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神宗元丰改制，此为右宰相官名即次相）。当时富弼居住在西京洛阳，上疏说蔡确是小人，不可以重用。当初议定官制时，大致是仿照《唐六典》，不论事情大小，都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三省分班奏事，权归中书省。蔡确对王珪说：“您任宰执这么长时间，必然会是中书令。”王珪深信不疑。蔡确却对皇帝说：“三省的长官位高权重，不需要设置长官，只需要让左右仆射分别兼任两省侍郎就可以了。”皇帝认为他说的很对。因此蔡确名义上是次相，实际上却大权在握，王珪虽然是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神宗元丰改制，此为左宰相官名即首相），但也只能拱手听命罢了。皇帝虽然按照顺序任命王珪、蔡确为相，却不加以礼重，多次因为小错对他们处以罚金。每次受罚就去宫门谢罪。宰相受罚金并去宫门谢罪，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都认为这事可耻。

哲宗即位（1086年），转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时宣仁太后（安徽蒙城人）垂帘主政，引北方大士族代表韩缜（韩绛弟）为右相，并用韩缜两个侄子为列卿，与蔡确相抗衡。蔡确在担任神宗的山陵使时，灵车出发的前天晚上，他不在外住宿，在路上又不侍从。回来后，还不请罪。御史刘挚、王岩叟接连弹劾他，说蔡确有十个应该罢职的理由：“在熙宁、元丰年间，冤假错案和苛政，蔡确由头至尾都参与了。到如今才对人说：‘蔡确当时哪敢说什么！’他的意图是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反把过错归于先帝了。”接着，保守派陆续返朝廷，司马光、吕公著被任用后，要全面废除新法。蔡确不让，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那是自己建议实行的。但是，他终单拳难敌众手，元祐元年闰二月，被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第二年，因他弟弟蔡硕的事被削夺官职，转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又转任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又因《游车盖亭》诗语涉讥讪朝廷而被追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后卒于贬所。

绍圣元年，冯京去世，哲宗临奠。蔡确的儿子蔡渭，是冯京的女婿，在丧礼上向哲宗诉冤。第二天，哲宗下诏恢复蔡确为正议大夫。绍圣二年，赠太师，谥曰忠怀，派使者保护他的棺椁下葬，又在京城赏赐宅第。崇宁初年，配飨哲宗庙庭。蔡京请徽宗手书“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相蔡确之墓”赏赐给他家。蔡京和太宰郑居中不合，郑居中因遭家丧而离职，蔡京怕他被重新起用，郑居中是王珪的女婿。当时蔡渭改名为蔡懋，蔡京让他重管先前的政事，来阻止郑居中，于是追封蔡确为清源郡王，皇上亲自书写他的碑文，立在墓前。蔡懋也被升为同知枢密院事，蔡确的二儿子蔡庄为从官，蔡确的弟弟蔡硕，被赠为待制，他的女儿都被超升封爵，众女婿都当了官，贵宠震动当世。

宋高宗即位后，下诏列举群奸的罪状，追贬蔡确为武泰军节度副使，把蔡懋流放到英州，把给蔡确的一切恩惠全部削夺，天下称快。

人物评价

历史作用
在王安石罢相，神宗动摇的情况下，新法在元丰年间还能够推行，这同蔡确等变法派坚持变法立场，维护变法成果，敢于斗争是分不开的。

虽然“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之政”，元丰之政对大地主、大贵族作了一些妥协，但仍作了一些兴利除弊的变更，这些变更有利生产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曾一度出现社会较为安定的局面。《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载：元丰六年河北转运使吴雍奏称：“见管人粮、马料总千百七十六万石，奇赢相补，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边防大计，仓廪充实。虽藉丰年，实以吏能干职”。可见元丰间，生产确实得到一定的发展，吏治也较为清明。

我们还可以从闲居金陵的王安石诗作，如《歌元丰》、《元丰行示德逢》等，所反映的情况，窥见一斑：

“歌元丰……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即使怀疑王安石或夸大其词，粉饰太平；然而没有一定的事实，诗人是无法写出这样的颂歌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着重视人物在关键性的历史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蔡确关键性的历史活动是支持变法，坚持变法，维护变法成果。在他秉政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相对安定。因而他是推动而不是阻碍历史的发展，我们应予以肯定。至于个人作风如何，对历史人物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还要看到宋以后封建社会史学家总是以道学标准去衡量人物的忠奸优劣，他们历来以道学的门户之见，对变法派肆加挞伐、诬蔑之词，尤所不免。这绝不应阻碍我们今天对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