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

履历

1978年——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职员、随员； 1982年——1985年，外交部翻译室随员； 1985年——198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肯特大学进修； 1986年——1990年，外交部翻译室三秘、二秘、副处长； 1990年——1992年，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一秘； 1992年——1993年，联合国驻民主柬埔寨临时机构职员； 1993年——1997年，外交部亚洲司一秘、处长、参赞； 1997年——1998年，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1998年——2000年，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0年——2003年，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2003年——2006年，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2006年——2009年，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9年——外交部副部长。 已婚，有一女。

人物故事

傅莹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曾官至新中国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傅莹从小就热爱读书。阅读的爱好，训练了她缜密的逻辑，也培养了她独立思考的能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蒙冤入狱，傅莹的读书时光也被打碎了。她16岁上山下乡，来到内蒙古一个生产 建设兵团的广播站劳动。回忆起这段岁月，傅莹说:“这是一段很艰苦的经历，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上山下乡锻炼使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三年中，她往返于兵团各处，不辞劳苦地爬电线杆、架银幕，给战友们放映电影，与此同时还坚持自学，完成了高中各科目的学习。1973年，傅莹作为工农兵学员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她的数学得了满分，被同学们戏称为“数学家”。正是这种“数学家”的精神激发她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她的专业是英语，第二外语是法语，可是傅莹似乎还嫌不够，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她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 在2008年西藏骚乱发生后，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英国受阻，傅莹以中国驻英大使的身份在英国《每日电讯报》撰文，对示威者试图夺取火炬的“暴力行为”加以谴责，并抨击西方传媒企图把中国“妖魔化”；同时，她还警告“中西间了解的鸿沟愈来愈大”；而中国则更需要“保持耐性”，“等候世界了解”。 傅莹是个地道的蒙古族人,始终表现出蒙古族人的坚韧与睿智。进入外交部后,傅莹很少有机会回家乡,但不管走到哪里,她都带着蒙古族人的习惯。在一些隆重的场合,常能看到她身穿民族服装,庄重之余,更有一种特别的韵致。2004年,傅莹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当有媒体问及她的饮食习惯时,她说:“我喜欢喝奶茶,就从国内带来砖茶,周末熬奶茶喝。”除了喜欢奶茶,傅莹还喜欢听蒙古族的长调。在外交场合,她从来不需要为赠送礼物发愁,因为蒙古族歌曲的CD是她的“送礼专利”。

所著文章

《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 2008年4月6日那天早上，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奥运火炬伦敦段的传递将会怎样？ 大约八个小时以后，当第80位火炬手，英国著名中长跑运动员霍尔姆斯手举祥云火炬，跑上千年穹舞台，点燃了圣火盆时，场内4000多名观众一片欢腾。 这一天将以北京和伦敦之间的一次碰撞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碰撞火花四溅，充满躁动，中国是首次举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而英国则是迎接火炬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在返回机场的大巴上，北京奥组委年轻的女士们，包括前奥运冠军乔，都坚定地认为是全英国的人在跟她们作对。一个女孩说，"这哪里是养育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国家啊！"另一个说，"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到哪儿去了？"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他们，但从她们潮湿的眼睛中我明白，我没有做到。 我完全理解她们的看法。她们一整天都在车辆间来回穿梭，照应火炬手，鼻子冻红了，双手冰凉，前一天晚上只睡了三个小时的觉，有些人刚刚吃上午餐留下来的三明治。更糟糕的是，她们一路上还要反复经受暴力冲抢火炬的行径。 而我很幸运地坐在后面的车上，有机会看到数万伦敦人顶风冒雪前来欢迎火炬，有挥手致意的老人，也有在风雪中表演节目的演员们。 夜幕降临，看着奥运包机慢慢滑动到跑道上，我不禁想，飞机是否变得更加沉重了？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这个艰难的旅程将让13亿中国人民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2008年，在中国两亿网民中最流行的不仅是有人企图抓抢火炬的场景，更是一些感人至深的场面，例如火炬在巴黎段的传递中，坐在轮椅上年轻纤弱的中国残疾人运动员金晶，用自己的双手和身躯紧紧护住火炬，使冲抢火炬的暴徒无法得逞。中国网民们对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媒体不惜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和来自别国的假照片攻击中国进行所谓"镇压"，也感到尤为愤怒。 而在这堵墙的另一边，情况则完全不同。像我这样身处中西方之间的人，不能不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公众之间彼此印象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下滑的趋势深感忧虑。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媒体的一概而论的随意批评能够被西方公众不加思考地接受，为什么没有人质疑，这样的批评到底涉及到哪些具体问题，确切情况如何？为什么一些报道，包括数字，能够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连日登载在新闻里面？ 那些大声抗议和示威的人里，很多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西藏。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西藏是备受喜爱的一片热土，关于西藏的信息也很充足。每年有四百万游客到西藏观光旅游，过去五年，西藏农牧民收入增长了83.3%。2006年，西藏全区有学校1000多所，在校学生50多万人。西藏有宗教活动场所1780余处，平均每1600人一处，比英格兰地区每3125人一座教堂的比例还要高。在宗教卷入政治这一复杂的问题上，分裂是不能接受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民群众衣食无忧，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而解决温饱问题正是历届中国政府多少个世纪追求的政策目标。西藏有自己的自然特色，不会像东部城市一样完全工业化，但是它会以符合自己条件的方式，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不断取得进步。 我亲身经历了中国逐步扩大的开放过程，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 80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一代成长在国家不断繁荣富强、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自由度不断扩大的年代。在事态的冲击下，他们开始对西方世界进行新的集体的反思。我的女儿也是西方文化的爱好者，在我们周末长时间的网上交谈中，她至少问了几十个'为什么'。我深深地感受到她的困惑。很多对西方持有浪漫看法的年青人，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十分失望，而妖魔化往往会引发相应的反作用。 我衷心希望通过这些事情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够对西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国家仍然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伙伴。 在西方很多人抱怨中国对媒体不够开放。而在中国，我们则认为西方媒体也应该学会如何努力获得尊重。如果西方媒体能够更加关注和报道今天中国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纠缠一些不存在的或者陈旧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声誉。 我在英国的这一年里，深感外界对中国的报道比80年代中期我在英国留学时多多了。大多数的报道还是贴近中国的实际的。中国也处于信息爆炸的年代。希望西方国家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努力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更多了解真正的中国。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