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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一首诗句竟还原了杨贵妃吃荔枝的真相？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首诗，极言杨贵妃的娇艳美貌。唐朝没有照相机，杨玉环到底长什么样，后人无从得知。但唐玄宗李隆基后宫美人如云，阅尽人间春色，为了得到她，居然不顾帝王之尊，干出父纳子妾的丑事，可见杨贵妃的魅力指数着实惊人。
杨贵妃深得唐玄宗欢心，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为了表达对杨贵妃的喜爱之情，唐玄宗简直把她宠上了天，要星星不给月亮，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
《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杨贵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为了让心爱的美人吃到新鲜荔枝，唐玄宗不惜血本，动用国家用来传递紧急军情的驿站和驿马，千里迢迢星夜兼程，把外地的荔枝从产地运到京城长安。
唐朝诗人杜牧为此写了一首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因为人们印象中，荔枝是岭南广东福建一带的特产，苏东坡有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众所周知，福州或者广州到西安，距离遥远，都在三千多里地以上。如此一来，杨贵妃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劳民伤财，动用国家驿站，从三四千里之外的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实在是有些穷奢极欲过了头。杨玉环吃荔枝也因此落下千古恶名。
但令人意外的是，杜甫的一首诗，却最终还了她一个清白。杜甫的这首诗是《解闷十二首》之第十篇：
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
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
这首诗中杜甫明确提到，他游历四川时，路过泸州、戎州一带，曾经亲手采摘过荔枝，诗中后两句也证实，京城长安的荔枝，也是四川本地所产。换而言之，唐朝时，四川也是荔枝产地之一，杨贵妃所吃的荔枝，并不是从岭南运来的，而是从陕西临近的四川就地取材而来。
白居易也说过，“若离本枝，一日则色变，二日则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荔枝富含糖分水分，古代没有冷藏保鲜设备与技术，长途运输保鲜是大难题。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杨贵妃如果真的从广州福州运送荔枝到西安，按照唐朝驿站传递制度，最快速度一日行500里，从岭南粤闽一带运到西北的长安，至少需要7天左右。而且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季，运到长安后恐怕早已色香味全都败坏殆尽，哪里还能让身份尊贵的贵妃娘娘食用。因此杨贵妃食用的新鲜荔枝，必定不可能是从岭南运来的。
现代气候学研究也已正式，隋唐时期的公元600年开始，亚洲地区又进入一个气候温暖时期“隋唐暖期”，一些亚热带作物的生长界限普遍北移，地处西南的四川温暖湿润，完全具备了大规模生长种植荔枝的气候地理条件。史料记载也表明，杜甫诗中记载完全是事实，四川当时的巴中、戎州、涪州、泸州一带，都曾是荔枝产地。巴中平昌县至今还有个荔枝乡，荔枝种植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
宋代文人苏东坡也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明确指出：“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进入”，天宝年间杨贵妃所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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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为博美人一笑，快马加鞭经过千难万险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
在大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因为武惠妃病逝，心情极端郁闷，这时，心腹阉人高力士力推其儿媳寿王妃杨玉环。李隆基一见倾心，速娶妻。
每年六月一日，杨贵妃过生日那天，唐明皇就同她到这里游玩。有一次，杨贵妃闷闷不乐，唐明皇不知何以，一问，原来爱妃想吃荔枝。
由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自然会尽力满足她的偏好。吃荔枝，而且要吃新鲜荔枝——这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摆上了台面。当时从盛产荔枝的岭南到长安，路程在大约2100多公里以上。
回到唐代，刚采摘的荔枝为了保持新鲜，只有靠驿卒快马传递。按当时的加急速递每天200公里计算，需要大约10天半的时间。这还是不间断换人换马，保持最高速度的结果。
整条官道上，气氛肃杀的怕人。每隔五里，十里都有驿站和望台，驿卒和公人们紧张的等待着，有人伸头探看着远方，有人给马匹反复检查着鞍具。突然，道路尽头传来越来越响亮的马蹄声，驿马来了!
驿站里每个人的毛发都几乎直立起来，他们攥紧了拳头吞着口水，像迎接皇亲国戚一般紧张。驿马紧急停驻扬起的飞尘还没有落下，公人们快速的行动了。
早已准备停当的马匹被牵出来，吃饱喝足的一位公人扎紧腰带，他接过了包裹严实的竹筒，在旁的驿卒麻利帮他系在后背。
带子还没有完全绑紧，驿长已经在心急火燎的呵斥催促。公人赶忙抓紧缰绳急跨上马，扬鞭飞驰而去。
骏马继续奔驰在蜿蜒的山路上，那管他路旁坑谷里摔死的人马交错重叠。连山里一字不识的百姓都知道，那就是妃子想吃的荔枝啊!
经过千难万险到达长安时，荔枝依旧清枝绿叶，果实仿佛刚从树上采摘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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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喜爱吃南方的荔枝，为何会成为历来非议的素材？
炎炎夏日下，荔枝成了全国各地最为抢手的水果之一，而以现今人们的看法来看，苏东坡无疑是荔枝的正面宣传者，而杨贵妃则是荔枝的反面宣传素材。苏轼曾经写过一首叫做《荔枝叹》的诗，和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样，也是讥笑杨贵妃吃荔枝的，诗道：“宫中尤物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那么，杨贵妃在其时的唐宫中吃个荔枝岂非真的就是这么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的罪行吗?
实际上，贵妃吃荔枝其实是前人写诗的一个素材。举个例子，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可能会用乔治·华盛顿砍樱桃树，或者牛顿被苹果砸等这些素材来写文章，固然今天我们都知道华盛顿家的樱桃树是以谣传讹的效果，但也不故障在作文中使用，因此杨贵妃吃荔枝，对于苏东坡写诗而言也大要如此。
苏轼对杨贵妃的品评，其实关键并不在于唐代的贵妃们爱吃或者花销大——况且苏轼自己就舍得花钱吃好喝好，关键在于获得这些食物的渠道。文人书生们以为地偏向中央输送特供水果是欠好的，那是扰民，相反，如果在市场上买就没问题了。可是苏轼等人是否想过，对于300年前的唐人而言，以开封为中心的便捷市场是不存在的，唐代的时候，长安是依靠驿站与上供而非市场才气维系起天下物资交流的。
实际上，对于女人的苛责，在外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法国玛丽王后其实从来都没有说过“没面包的话，为什么不吃点心?”这样的话，只不外当对女人的偏见与民族主义合流的时候，她就被送上断头台了。归根究底，人们总是习惯将男性的乐成归因于他自己，失败归因于他的女人，基础上来说还是对女性的物化，似乎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曾经有人问李开复先生说早婚会不会影响男子前途，厥后他回覆，自己二十岁出头就完婚了。这样看来，或许也只有对财富的痴迷可以瞬间压垮对女性的偏见了。对比李开复和李隆基，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原理：如果你爱自己的女人，你就不能在世俗意义上失败;一旦你失败了，两人间所有的温存，都市转化成女人的罪孽，至少，在没人能颠覆这个男权社会之前，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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