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人物事件
秦始皇战六国平天下，实现古代中国的大一统，被世人称为“千古一帝”，然而，此番千秋霸业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背后一个关键人物——吕不韦。
吕不韦曾为战国时期的大商贾，后通过其过人的谋略进入仕途，先后辅佐秦庄襄王和秦王嬴政长达十三年, 为推动秦国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吕不韦弃商从政，步步为营，曾官至秦国丞相，连秦始皇都要尊称一声“仲父”，他倾尽毕生心力沉浮宦海十几载，却终究落得饮鸩而死的落魄下场。
但不可否认，吕不韦的治国方略对秦国、乃至古时历代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一、运用商业思维开启战略投资，实现阶级跃迁
据《史记》记载，吕不韦祖上均以经商为生，他本人更是深谙营商之道，以贩贱卖贵赚取了第一桶金，进而积累了千金家财，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当时封建等级制度森严，且经济核心始终以农业发展为主导，重农抑商思想严重，社会上按照士农工商对各行业进行阶级排位，“商”始终排在最底端，作为商人的吕不韦虽家财万贯，社会地位却十分卑微。
吕不韦很快意识到，商人的身份终究难登大雅之堂，想要改变命运，唯有入仕这条出路。
于是吕不韦充分运用了自己卓越的商业才能，策划了缜密的战略投资计划。
首先，物色投资标的。吕不韦很快将目标锁定在秦国的落魄王孙子楚身上，散尽千金为子楚打造个人形象、广结宾客、扩大影响力，而对于当时不受宠且生活困窘的子楚来说，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令子楚感激涕零，并承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第二步，寻找合伙人。子楚虽为皇室血统，但没有强硬的背景，终究势单力薄，于是吕不韦又献一计——拉拢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最受国君宠爱，在选立太子方面极具话语权，唯一的缺憾便是膝下无子，子楚便开始游说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自己虽当下受宠，但随着国君老去，终究有日薄西山之时，不如趁现在建立起势力范围，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华阳夫人认子楚为义子，俩人结成同一战线联盟。
第三步，使用美人计。当子楚被立为继承人，声誉青云直上之时，吕不韦为了进一步拉近与子楚的关系，将自己的爱妾赵姬献给子楚，这是历史上著名的“邯郸献姬”的故事，献姬之举令吕不韦获得了子楚更多的信任，进一步巩固了势力。
直到公元前249年，子楚继位，为秦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赐洛阳食邑十万户、奴仆万人。
从倾尽家财千金到赐食邑十万户，从卑微的商人到万人之上的丞相，吕不韦这笔风险投资的回报率已不能用简单的数字来衡量了，吕不韦凭借自身的雄才伟略平步青云，迅速实现了阶级跃迁。
二、《吕氏春秋》突破文化藩篱，推动了秦国大一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为多元的时代，各派思想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文化的多样性严重阻碍了人们意识形态的统一。
秦人自古好战，从秦孝公时期起，就存在吞并六国的勃勃野心，统一的中央集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相配合，首先要结束百家争鸣，取得思想上的统一步调，在这一方面也体现了吕不韦的政治预见性，于是《吕氏春秋》呼之欲出。
《吕氏春秋》并非由吕不韦所著，是其广纳天下名士，汲诸子百家之长编绘而成，因此也被称作杂家。
全书分纪、览、论三部分， 即 《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余万字。它批判性地继承了各派的思想精髓，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哲学、科技、历史、艺术等诸多方面。
东汉文人高诱的评价很好地概括了该著作的中心思想“此书所尚, 以道德为标的, 以无为为纲纪, 以忠义为品式, 以公方为检格, 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
吕不韦的聪明之处在于，不打造自己特立独行的思想体系，而是建立在已有的诸子思想之上，一方面让民众易于接受，从而拉拢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尚古却不盲从，有意识地注入伦理秩序、君主皇权等思想，为今后的中央集权作足铺垫，使思想与政治主张更为融合。
《吕氏春秋》既是促进天下归一的助推器，又是历史发展的必要产物，但对于吕不韦来说，就像是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为后来招致祸患埋下伏笔。
三、矛盾日益激化，导致君臣决裂
秦庄襄之后由秦王嬴政继位，关于秦始皇与吕不韦之间的决裂，史学界有种种说法，但多数着墨于吕不韦与赵太后的后宫之事，但据笔者经过多方史料考证，认为二人决裂的真正原因主要源于两大利益集团的争斗，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功高盖主的臣子不可能被君主所容忍和接纳，吕不韦的结局就是权力斗争后的政治宿命。
前文提到的《吕氏春秋》为吕不韦的政治主张，这与秦始皇的治世之道存在诸多矛盾之处。
其一，《吕氏春秋》政治核心中提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不韦欲通过“天下为公”、“无为”的思想，暗示秦王不能独揽大权，要懂得分权臣下、尊重民意，这一主张直接挑战了君王的权威，秦王也暗中观察到了吕不韦日益膨胀的野心;
其二，吕氏早意识到民众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君主须实行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相反，秦始皇视百姓如草芥，认为天下皆为其驱使，并制定多项苛政，将百姓放在自己的对立面。
其三，《吕氏春秋》所继承的法家衣钵主要体现在法治思想方面，而秦王嬴政则将法家思想发展到极端，笃信“以刑去刑”，制定残酷的刑罚。
吕不韦日益扩大的朝内势力、背道而驰的政治主张，皆为君王所忌惮，而秦始皇想要拔掉这颗眼中钉也成为必然。
于公于私，吕不韦均有恩于秦始皇，嬴政并未对吕赶尽杀绝，却留下一封意味深长的书信“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通过多处反问，意在指责吕氏已经封官加爵，超额获得了名与利，还有什么不满足，竟如此贪婪还想觊觎皇权?
随后将吕不韦发配至西蜀荒地。
识时务者为俊杰，眼看大势已去，不愿苟且的吕不韦最终选择用自尽结束了传奇的一生，给自己保留了仅剩的一点体面与尊严。
作为商人出生的吕不韦，追逐利益最大化是他的本性所驱，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步步为营，从子楚“奇货可居”的那一笔投资开始，就已经实现了名利双收，但始终无法满足他日渐膨胀的私欲，而且在没有具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能力之前，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野心，最终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尽管如此，吕不韦留下的《吕氏春秋》为后人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其理论著作也对当今社会治国理政裨益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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