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石和苏轼的诗中，看他们的晚年友情

苏轼同王安石虽然在政治见解上存在分歧，但在私人关系上却保持友谊，尤其豌年双方相得甚欢，在文章学术上更是彼此十分倾服的。

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熙宁间,介甫当国,力行新法,子瞻讥诮其非,形于文章者多矣,介甫岂能不芥蒂于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这全是凭空想象之辞。其实苏、王两人的交谊及其在文艺上的互相推重,是由两人的行实和作品来证明的。

元丰七年(一○八四),苏轼从黄州移贬汝州，七、八月间路经江宁，略事停留曾与王安石多次会面。王安石自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十月第二次罢相后，一直闲住在座落于江宁城东门和钟山之间的宅第“半山园”中。苏轼同王安石相见后，流连燕语，相得甚欢，宋人的多种记载以及《宋史》都提及此事。例如朱弁《曲洧旧闻》说：“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王安石当时生活非常简约萧散，这次听说苏轼路过江宁，亲自野服乘驴候谒于舟次，东坡也略无检束地与王氏攀谈、取笑并共游蒋山，两人如多年相处的老友亲切相待、毫不见外。蔡绦的《西清诗话》提及比事也说：“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公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潘子真诗话》还载有苏、王两人手书诗作互相奉赠的故事。由此可知，这两位累世难逢的学者和诗人晚年相遇，互相推重和钦敬，感情是颇为契合的。

在聚会金陵、同游蒋山期间,两位诗人留连累日,唱和颇多,苏轼的《次韵荆公四绝》(王十朋《体注分类东坡诗》卷二四)就作于此时于。四绝中前两首所和王安石诗原题为《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酶架盛开二首》，第三首王氏原诗题为《北山》(以上见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二),第四首王氏原题为《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架盛开》(见同上卷四十)。苏轼这四首绝句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首：“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巳觉十年迟。”王安石在江宁，筑第于白下门外，此地离城离山各有七里，平日常乘坐一驴，后从数童，游访诸寺。这年春季王安石患了一场重病，神宗还亲派国医为他诊疗，病愈后，他报请神宗同意，把经营多年的半山园改为僧寺，命名为半山“报宁禅寺”。苏诗的前一联反映了王安石退闲半山时乘驴探逸访胜的情况。在后一联中，苏轼向王安石表示：接受对方的劝告，打算与王氏起共隐钟山。

当苏、王两人，一个被贬，一个投闲，情况虽不尽同。处境和心情也约略相似。所以王安石曾约苏轼“卜居秦准”,苏轼也确曾打算“买田金陵”,“老于钟山”,不过后来未能如愿。“从公已觉十年迟”,也不是泛泛而谈，十年之前正当熙宁七年，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时候，此后仅有短时期的复职，就开始了长期的退休生涯。苏轼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早应像王安石那样抽身引退了。这里流露了苏、王两人共有的厌倦仕宦的心绪，客观上反映了北宋官场环境的险恶和政治斗争的复杂，但更为重要的，它标志着苏、王两人晚年友谊的发展。

王安石集中有《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见《王荆公文诗笺注》卷二五)也是此时所作。王胜之，名益柔，当时任江宁知府，苏轼与之同游蒋山，有《同王胜之游蒋山》诗，王安石很爱其中“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两句，因次其韵写了这首诗。诗中描写了金陵的江山形胜和出色景物，篇末“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对苏轼的文才十分赞赏。此外，王安石还有《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见同上卷二七、二八)。所谓“雪诗”是指熙宁七年，苏轼在密州写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王安石多次读苏轼集，并“爱其雪诗”,且一再奉和，据此可知王安石爱才心切，对苏轼早已胸无芥蒂。宋人不少诗话记述着苏、王两人在诗文上互相推重的故事，具体情节虽然未必可靠，却也多少说明两人保有着值得纪念的文字交苏轼同王安石的金陵相聚，虽然为时不长，却在两人的友谊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留下了人们乐于称述的文坛佳话。正如前人所说：“两公名贤，相逢盛地，歌咏篇章，文采风流，照千古，则江山亦为之壮色!”苏轼因在金陵求田未遂，不久即前往仪真、扬州，并买田宜兴，上表请求常州居住。苏轼在给友人腾达道的信中曾提到“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苏轼离开金陵后，两人都眷眷于怀。刚分手不久，苏轼就致书王安石。王安石这时在《回苏子瞻简》中也说：分手以后“俯仰逾月，岂胜感怅!”足见互相惓倦之情，双方是共同的。

金陵谒见是两位诗人交往中最称快意的一次聚会，也是最后的聚会。此后仅仅一年多，到哲宗元佑元年，王安石便在金陵一病而逝了。

当时苏轼正在汴京任中书舍人。曾奉命起草《王安石赠太傅敕》，在这篇制词里，苏轼对王安石的道德和文章给予了很高的估价。

“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巳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突出地指出了王安石在学术上敢于破旧立新的创造精神。但是，对于这篇制词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南宋郎晔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制词中的话明明是褒词，偏说暗寓讥讽，这是戴有色眼镜看问题的结果。也有人说：制词中对王安石的政治兴革避而不谈，这是暗示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自然，苏轼在这里对王安石变法是采取了保留态度的，尤其在司马光废除新法唯恐不尽的情况下，苏轼也只能如此一略而过。但也正不必由此引伸出苏轼对王安石在政治上全盘否定的结论。因为略而不谈，毕竞不等于全盘否定，这只要对照一下苏轼所起草的《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的制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轼对吕惠卿是否定和谴责。而对王安石则是有所褒奖，有所保留的。同年七月，苏轼奉敕祭西太一宫。看见王安石题在壁上的六言诗，不禁感慨系之，遂提笔写了《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诗中说：“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以简净含蓄的笔墨，对故人表示了深沉的悼念。

苏轼同王安石的关系，有抵牾、有接近，情况是较为复杂曲折的，他们在对变法改革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未由此演为互相攻击，却始终保持了友谊，并能在学术、文章上相互磨砺和推重。在封建时代的文人中，在党争剧烈、倾陷成风的北宋后期，如象王安石、苏轼这样在待人上襟怀广阔、作风郑重，还是难能可贵的。

陆游在《跋东坡谏疏草》中说：“天下自有公论，非爱憎异同能夺也。如东坡之论时事，岂独天下服其忠，高其辫，使荆公见之，其有不抚几太息者乎!东坡自黄州归，见荆公于半山，剧谈累日不厌，至约卜邻以老焉。公论之不可掩如此。”陆游对东坡的“论时事”未免评价太高，但在评述两人的关系上还是持论公正、符合实际的。尽管宋代不少文人出于门户之见，在苏、王关系上散播了不少迷雾。但是我们从两人文集所保留的有关文字中，仍然可以看出珍视人才和友谊，求同存异，相互谅解爱重，是双方关系的主流，而一些好事者所编造的情权争利、党同伐异的无根流言，则是亳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