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与屈原，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附庸者”？

端午节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独特传统魅力的一个中华民族节日，同时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它也具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

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初步形成的端午节是源于古人对自然虔诚的原始信仰。原始信仰给与当时节俗有足够的动力进行传承，但是由于魏晋时期的原始信仰和之前相比淡化许多，所以导致了端午节传承的原初动力消弱，但是由于在当时的端午节下形成的习俗并不十分重视家庭成员的团聚以及对祖先的祭祀，这也就导致了端午节习俗文化与儒家文化并不十分契合，因而在魏晋以后儒学占据主流的时代出现了传承力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传承力不足的这个问题，这时人们加入了屈原、伍子胥等历史人物传说来解释端午习俗，通过纪念历史名人，为端午节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和习俗。

到了近现代，端午节仍旧没有被重点对待保护，直到2004年、2005年发生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引起了中央政府以及民间群众对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在中国全体人民的不断努力下，最终中国端午节在2009年加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在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中，端午节虽然是最不引人注目的节日，但却是唯一一个进入该名录的，由此可见，端午节其实是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

端午节的起源

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午5261节、4102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等，节期在农历五1653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是龙飞天的日子，即如《易经·乾卦》第五爻的爻辞曰：“飞龙在天”。

端午日龙星既“得中”又“得正”，处在大吉之位，恩施普也，龙德显扬。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杂揉了多种民俗为一体，节俗内容丰富。扒龙舟与食粽是端午节的两大礼俗，这两大礼俗在中国自古传承，至今不辍。

但是由于此时的端午节还处在发展的雏形期，节日活动并不多。

汉代端午节成功的沿袭了战国时代的节日格局进行了传承、发展。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东汉王充《论衡·四讳》、东汉应劭《风俗通义》都记载了在汉朝时关于人们认为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将危害父母、要尽早将之遗弃的习俗。应劭《风俗通义》还记载：五月五日，人们会把早早准备好的彩色丝带系在大人和小孩子的手臂上，这样做寓意着人们不仅可以躲避兵役和驱逐鬼魅，同时还能预防疾病和瘟疫。

随后的魏晋南北朝不仅是端午节趋于定型的时期，而且吃粽子和划龙舟的这两个流传至今的习俗也在此时同时出现。“端午”一词也第一次出现在西晋名士周处所做的《风土记》书中：“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这里是书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使用“端午”一词，但是这时人们过此节却已经不是在午月午日，而是在五月五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汉代以后人们已更多地使用数字来纪月纪日。

自唐代以后，端午节就主要按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端午节习俗模式传承下来，“端午”之名也被沿用下来，并一直持续至今。通过对端午节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回顾，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是早期端午节之所以能兴起并得到传承，这都在于当时人们对巫术、数字、禁忌、五行、阴阳等中国独特历史文化的信仰。然而既然认为五月五日这一天为恶月恶日，人们极容易遇到灾祸或者感染疾病瘟疫，所以举行相关仪式或采取信仰中有效的习俗活动来避邪禳灾，似乎就成为了一种合情合理的活动。

从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得知，端午节早期的主题是驱邪避疫、适应自然，这其实是基于远古民众原始信仰、巫术观念等影响所造成的。

中国端午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习俗，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端午与端五：两个传统时间节点。

兰草、菖蒲、艾蒿：悬挂或插在门楣上或泡水沐浴。

五色线：常常戴在手腕上驱邪辟凶。

道教符图：张贴道教符图驱邪。

蒲酒、雄黄酒：人们饮用蒲酒、雄黄酒。

粽子、角黍：人们祭祀和饮食。

龙舟:人们划龙舟进行竞渡。

香袋：人们到河边游玩，并且丢弃香袋，意欲丢灾迎福。

端午扇：亲朋好友之间互相赠送扇子。

这些习俗并非在同一时期产生的，而是在不同朝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并最终融入到了端午节文化中，最终形成了端午节的一系列习俗。

屈原与端午节习俗的演变

古老的端午节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先秦到汉代这是端午节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这一时期人们保持着十分强烈的原始信仰观念即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的观念，所以自然而然地人们会采取不同的避忌措施，来应对恶月恶日到来的灾祸或者疾病瘟疫，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们保持了充沛的传承动力。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为神存在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流思想较以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的原始信仰观念淡化，端午节的早期避忌主题的传承动力逐渐减弱。传承动力的减弱的标志恰恰是端午节古代名人故事的出现。而南朝梁代吴均所著的《续齐谐记》和同时代的梁代宗懔所编撰的《荆楚岁时记》，分别是历史上最早关于五月五日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祭祀屈原的记载和最早记载了端午节赛龙舟这种想要抢救屈原的传说的书籍。

这种传说的出现证明了早年间盛行的阴阳说观念已经淡化，在封建社会占据主流文化位置的儒学的核心是维护皇权、族权、神权，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就按着该主流进行了新的整合、传承，而端午避忌这样不合儒家主流的文化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并逐渐趋于衰退。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而以五色丝线系于手臂的习俗，则如《荆楚岁时记》所记：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逹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

在端午的节日风俗的传承演变过程中，角黍(粽子)和五色线其实早在东汉就已与屈原紧密等等联系起来，并且衍生出《续齐 谐志》、《襄阳风俗记》等多本不同种类的文献用于记载关于屈原的传说。

同时由于角黍和五色丝贴近生活，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性使得端午节俗的传说就更加丰富。龙舟的制作和龙舟竞渡的习俗活动，应该起源很早，但端午为纪念屈原而举行的龙舟竞渡活动，则直接发源于屈原的故乡楚地并承袭了楚地的文化传统，屈原在《离骚》中描写自己理想中的国度，即“驾八龙之蜿蜿兮”，在理想破灭后投江自沉，或许是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乘龙升天以“陟升皇之赫戏兮”、“就重华而陈词”，汉代以来，原楚地之人为了悼念屈原，开始了龙舟比赛，表达了救助和慰籍屈原英魂以送其入理想国度之意，于是直接因承袭楚文化观念和传统而自然形成的民间习俗。

端午节的一系列活动一直以来都是全民参与的节日习俗，但在其演变成纪念屈原的节俗活动后，社会参与阶层范围更大，热情也更高。文献记载的各地端午竞渡，地方官员和当地百姓“悉临水而观之”。由此可见端午变为纪念屈原后，节俗活动的丰富内容和深厚含义，使社会各层人士在热情参与之中大力传承发展端午文化。

端午节的文化意义

如今的端午节以纪念屈原为主题，通过吃粽子、赛龙舟等相关系列活动，旨在宣扬和赞颂屈原心怀国家天下，为国奉献的美好政治理想。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民众对屈原美政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为中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和领悟，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文化认同，并且有助于中国各族人民在不断团结奋斗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富强。

在中国其中约有30个民族均过端午节。其中除了汉族之外，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都在端午当天同样会吃粽子、赛龙舟。然而瑶、彝等族与大多数过端午节的民族不同的是，在端午他们纪念未必是屈原，但是相同的地方是都吃粽子。当代有苗族、土家族学者甚至认为，屈原“当是属于苗族的爱国诗人”或“土家族先民成员之一”。

中国的大半民族都过端午节，并在端午节时举办纪念屈原的活动，这无疑是受汉族的影响，可见端午节习俗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当今，中国的端午节已经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端午节习俗的文化表现形式是中国所独有的，但端午节习俗的文化内蕴精神则是与全世界人类的理想追求相通，是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屈原精神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愿望，这种精神是超越了民族、国界和时代。而屈原精神通过端午节习俗不断的融入世界文化，这必将增进世界人民与中华民族的相互了解和文化认同。